2016年1月4日，总理李克强在山西太原主持召开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座谈会时说：“去年，我们在钢铁产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然进口了一些特殊品类的高品质钢材。我们还不具备生产模具钢的能力，包括圆珠笔头上的‘圆珠’，目前仍然需要进口。这都需要调整结构。”

总理的两次“圆珠笔之问”

一位大国总理，在如此重要的高层会议上关注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尖，听起来让人匪夷所思。但这却并不是李克强第一次过问此事。早在2015年1月瑞士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克强发现国外制造的笔很好用，他特意问有关部门，中国制造的笔能不能做到书写这么流畅，并感叹说：“中国制造业要经得起中国消费者的检验，现在不是搞计划经济时代，更不是短缺经济时代，现在是多元化的选择，所以中国制造一定要突破这个难题。”

似乎很难想象，中国有高性能电脑、载人航天、嫦娥探月、量子通信、蛟龙深潜、高速铁路等走在世界前列的领域，却连一只小小的圆珠笔头都造不出来。这恰恰戳中了中国制造业的软肋。

中国是世界头号制笔大国，共有3000多家制笔企业，年产400多亿支笔，占全球市场80%份额。同时，中国钢铁产量世界第一且严重过剩。但中国却长期处于制笔行业价值链低端，制笔的核心技术、关键材料和加工设备高度依赖进口。圆珠笔头的生产对加工的精度、材料的选择上都有很高的要求。笔头上不仅有小“球珠”，里面还有五条引导墨水的沟槽，加工精度都要达到千分之一毫米的数量级。

由于不具备生产笔尖球座体所需的易切削不锈钢线材的能力，在钢铁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中国每年仍需进口特殊品类的高品质钢材。早在1990年代，进口一台生产不锈钢笔头的设备就要400多万人民币。这些年制笔行业中，产业链低端的利润空间在不断降低。

事实上，为了破解圆珠笔尖困局，早在2011年，科技部组织了“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项目计划“笔头材料及其制备技术研发与产业化”课题和“圆珠笔墨水关键技术开发与产业化”，希望突破长期制约中国制笔行业向高端发展的三大瓶颈：不锈钢笔头、高端油墨工艺和相关装备。作为不锈钢笔头线材研发的主要承担单位，2014年底，太原钢铁集团生产出了符合要求的不锈钢线材。2017年1月，太钢宣布不锈钢新型材料已成功应用于国内制笔厂家，性能与进口产品水准相当。未来两年内，制笔用不锈钢材料将有望实现自主化。
国产大飞机的“心”痛

与圆珠笔尖相比，中国在其他领域受制于人的问题更加严重。7月6日，美国对340亿美元商品加征高额关税，一场人类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全面打响。很快，2000亿美元拟加税清单接踵而至。本次贸易战，美国一开始就从芯片入手将矛盾对准中国的高科技，首批340亿美元加税清单中就包括机器人、航空航天、工业机械、汽车等高端制造业。

中兴事件让中国感受到了“缺芯之痛”。芯片被喻为信息时代的“发动机”，是一个国家高端制造能力的综合体现。芯片制造是纳米级工艺，目前国际上可达到的精度为10纳米，中国则为28纳米，还差两代。即使设计水准一样，仍然会因为工艺代差导致性能差距。而且，关键原材料和设备还都是进口。芯片制造需要极端精准的照相机“光刻机”，光刻机精度决定了芯片的上限。高精度光刻机掌握在荷兰ASML、尼康和佳能三家手中，顶级光刻机则是ASML一家独大。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7月13日宣布解除对中兴公司的芯片禁令。此前，中兴公司已经向美国财政部支付了10亿美元的罚金。不过，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在未来十年时间里，会派一支特别团队进驻中兴公司监督他们对于协定的执行情况。这是BIS有史以来采取的最严苛的监督措施。另外，中兴公司也按美国要求更换了全部董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

芯片绝非个案。“缺芯之痛”之外，更多行业遭遇同样的“缺心之痛”——缺少“心脏”即核心关键技术。

2017年5月5日，中国国产C919大型客机首飞，被誉为中国航空工业史上的高光时刻。西方媒体也不吝溢美之词。CNN认为，中国造C919意在挑战波音、空客两大巨头；路透社则指出，中国不掩饰其在航空工业上的雄心。国内舆论更是陷入狂欢，甚至认为这是中国超英赶美的又一重大步伐，不仅要挑战波音、空客，更是要挑战美国和欧洲。

然而，狂欢之中不乏理性的声音。其实，C919名义上是中国制造，但从机头到机尾，由中国企业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并不多，反而是美国和法国企业起主要作用。飞机制造业被誉为是“制造业中的珠穆朗玛峰”。造一辆汽车需要约3万个零部件，而造一架飞机需要350-400万个零部件，相差百倍以上，而整个运行系统的复杂度则更高。

作为飞机最重要的“心脏”，C919采用的LEAP发动机，是由美国通用电气（GE）与法国赛峰集团（SNECMA）合资的CFM国际公司研制的大型喷气客机发动机。LEAP具有更低燃油消耗率、更低碳氮排放量、低噪音、高可靠性等突出优点，被誉为“精美的工艺品”。

而C919另一核心部件——安放发动机的短舱，同样依赖于美法两大巨头。由通用MiddleRiver飞机系统公司和赛峰Aircelle联合成立的奈赛（Nexcelle）公司为LEAP发动机提供的短舱系统关键部件包括：全新的O 型涵道反推装置构型，与发动机连接的风扇罩，能够减小发动机变形并增强翼上性能的集成安装连接系统。这不仅提升了C919的运行性能和效率，降低了飞机重量，还能够方便发动机的维修。

短舱是飞机上安放发动机的“房子”，主要由发动机进气道、整流罩和尾喷口组成，是航空推进系统最重要的核心部件之一，其成本约占全部发动机的四分之一。目前，新一代航空发动机短舱，主要由奈赛公司及美国古德里奇公司两大巨头垄断，中国在这一领域尚属空白。
中国仍是跟跑者

就像圆珠笔头、芯片、航空发动机一样，中国制造在许多领域的通病在于二次创新有余，原生研发不足；外壳亮丽，但欠缺关键核心技术，核心部件难以国产化。也因此，中国不得不受制于人，在产业分工链上处于中低端位置，在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方面份额不足，而低端产品却往往产能过剩。

中国生产了许多世界第一的庞大机械，然而机械行业中大吨位发动机、液压泵阀、高精密度机床生产等核心部件都依赖进口。中国水下机器人制造成绩斐然，但水下机器人焊接技术一直难以提升，高端焊接电源技术受制于人。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连续三年世界第一，但作为新能源车“心脏”的锂电池却难以自主，高端电池隔膜材料仍然依赖进口。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手机生产国，但造不了高端的手机射频器件。中国平板显示屏产量居世界前列，然而在其核心工艺32英寸靶材方面的制造能力为零。

科技日报社总编辑刘亚东指出，近年来，中国科技逐渐进入到跟跑、并跑、领跑“三跑并存”的阶段。这一提法是对的，但并不是现在的事情。1965年，中国科学家就实现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在当时绝对是世界领先。1964年中国爆炸了原子弹，1967年爆炸了氢弹，1970年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半个世纪前，中国就“三跑并存”。最近在“三跑并存”后面加上“跟跑为主”，这就实事求是了。甚至在某些关键技术领域，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中国造不出航空发动机，而美国的F135型航空发动机经过改进，其推力竟然达到22吨。

刘亚东批评，中国的科学技术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国内偏偏有一些人一会儿说“新四大发明”，一会儿说“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都分别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明明是在别人的地基上盖了房子，非说自己有完全、永久产权。发出这些论调的人忽悠了领导，忽悠了公众，甚至忽悠了自己。

刘亚东指出，公众有必要了解更多的东西，尤其应该知道，“我的国”也有不“厉害”的地方，甚至还受制于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更应该看到差距和不足。中国今天一些科技成就，比如大飞机，人家半个多世纪前就有了。中国正在苦苦攻关的重大项目，比如载人登月，美国1969年就已大功告成。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差距。中兴事件无论最终结果如何，都是一件大好事，让更多的国人正视了中美科技实力的巨大差距，惊醒梦中人。

中国科协常委徐晓兰认为，坚持自主创新路，改革发力供给侧，要从“汗水型经济”走向“智慧型经济”，发挥科技创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引领作用。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大推动作用的产业技术，国家应根据差距和短板编制重点产业技术攻关目录。财政每年拿出专项资金支援重点产业技术的攻关，并且制定详细的路线图、分工表、时间点，狠抓落实。既要重视先进技术的自主创新，又要勇于啃基础材料和制造工艺领域的“硬骨头”。
贸易战升级 防范美国“断网”

美国敢于打贸易战，是以其经济地位、金融体系、科技实力为支撑的。科技的作用至关重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创新驱动的原动力，关乎经济发展的制高点。美国从高科技和高端制造业入手，表面上宣称要促进“制造业回归”，其实更是要遏制《中国制造2025》，维护自身的科技霸权地位。美国绝不仅仅追求账面上的贸易平衡，更欲借此将中国从经济发展快车道拉下来，臣服于美国主导的经贸格局。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已经同意就削减贸易逆差作出大幅让步的情况下，美国却出尔反尔、不依不饶的重要原因。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随着贸易战规模的不断扩大，美国的科技遏制牌可能从芯片升级到其他领域。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抨击中国的贸易行为是“最基本的掠夺经济学”，中国对美知识产权的窃取达到了“偷窃罪的新高度”，“过去几周中国领导人一直在宣称开放和全球化，但这就是个笑话。开诚布公地说，这就是那种最具掠夺性经济的政府，完全不顾全球其他人的利益。这个问题早就该着手解决”。

蓬佩奥的声音并非孤立的。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科克7月12日也指出，美国在美中贸易争端中的首要目标是制止中国继续窃取知识产权。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同样认为，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是目前美中贸易分歧中最大的问题，这攸关这些产业的核心以及竞争力。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晓教授指出，对于蓬佩奥的攻击值得高度重视。美国通讯委员会最近发表公告，废止了2015年奥巴马政府制定的网络中立法案。互联网思维、原创技术与技术服务，这一切都以美国为核心。当年，美国为了促进国内网络运营商之间的公平竞争，同时也是为了让世界各国放心使用美国技术、拓展全球市场，搞了一个网络中立法案。但是现在这个网络中立法则没有了，意味着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可以在提前告知消费者的情况下，遮罩这些网站或者降低这些网站的存取速度，也就是断网。

李晓指出，如果一旦对中国采取这种措施，银行、交通、商业、邮电等系统可能会瘫痪。最近有一则报导，美国网军已经得到国会授权，可以对网络攻击和盗取美国知识产权行为作出攻击，利用美国的网络特权，即根服务器关闭攻击者网站。现在全球的根服务器有13个，其中1个主根服务器和9个辅根服务器在美国，其余的三个分别在瑞典、荷兰和日本。所以，中国必须认识到，美国正在做更多、更充分的准备。

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电子商务、银行、证券交易、电信、电力等国民经济各个行业，特别是中国的“新四大发明”移动支付、共享自行车、高铁、网购，都依赖于商用数据库管理系统（DBMS）。目前全世界最流行的两种DBMS是Oracle和MySQL，都是甲骨文公司旗下的产品。竞争者还有IBM公司的DB2、Informix，微软公司的SQLserver以及开源的MariaDB等等。甲骨文、IBM、微软和Teradata几家美国公司，占了大部分市场份额。支付宝等中国企业也在开发自己的DBMS，但相较于美国公司，其市场份额只算是零头。

据《科技日报》报导，中国一家电商平台为了从Oracle迁徙到别的系统，最多曾用上百人的团队花了十几个月，成本不菲。先发优势、完善的售后技术支持和高额的迁移成本，是企业难以迁移到新系统的原因。国产DBMS产品的稳定性一直上不去，也不敢做有挑战性的性能测试，结果就是稍微重要一点的系统根本没人敢用。当年国货往往模仿Oracle，追求大而全，而技术创新不足、没有特点。

Informix当年在美国的核心研发队伍就有超过200人，加上测试和周边团队，不下500人。而国内付费使用IBM公司的Informix源代码的几家企业，相关队伍都不超过40人。要快速追赶世界先进水准，阅读代码的团队规模应该超过写代码的团队。而国内研发机构面对十年前的巨量代码一筹莫展，要弄通又得花很多年。

可以说，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加强围堵遏制，已成为特朗普对华政策主轴之一。中美贸易战已不是一城一地之得失，而是全域性的战略角力。中国以同等规模加征关税进行反制，是战术层面的应对；而根本的战略层面的应对，还在于痛定思痛，下决心筑牢科技基础。绝不能妄自尊大，而需直面中美科技领域的差距，正视中国科技研发方面的各种短板和不足，理性反思亟待破除的机制弊端。
工匠精神关乎中国制造未来

中国在追赶各领域的核心技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的大跃进就可实现，相反却要先慢下来，以工匠精神和“技术洁癖”，去老老实实地精雕细琢，少一些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多一些肯坐冷板凳、耐得住寂寞。并为此营造相应的良性环境、激励机制、保障措施。

对于中国科技存在的问题，刘亚东认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缺乏科学武装。中国自古以来只有技术传统，而没有科学传统。技术发明靠的是经验的积累，而科学发现则是建立在系统研究和专业训练的基础上。有人拿四大发明说事，其实四大发明属于技术范畴。第二，缺乏工匠精神。轻视操作，轻视实践。德国人正是凭借务实严谨、精益求精的精神，生产出了莱卡相机、奔驰汽车、克虏伯大炮等，创造了“德国制造”的品牌价值。第三，缺乏持之以恒的情怀。浮躁和浮夸是中国科技界流行的瘟疫，而且至少已经持续了20年。我们很多科技工作者耐不住寂寞，坐不了冷板凳，总想走捷径，弯道超车，往往成了投机取巧的代名词。

目前，德国经济结构中30%为制造业，如果算上出口，工业制造几乎占据德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比如，汽车制造业是德国高附加值制造的典范，奥迪、奔驰、宝马、保时捷，都是世界名牌。德国制造与中国制造的区别在于：中国制造依靠的是低劳力成本，德国制造依靠的是创造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致力于创造长期的产品差别，专注于创新，而非资本市场。

德国制造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拥有一批高素质的员工，而打下这一基础的是德国职业教育体系及“学徒制”。虽然现代工业化取代了手工业小作坊，但“手艺人”的基本精神得到传承。德国有完备的“工匠”培育体系。在德国只有25%的初中毕业生，选择通过高中进入大学深造，多达65%的初中毕业生，则进入了德国的职业教育体系。这和德国技术工人稳定优厚的薪酬体系有关，高级技工在德国往往会成为企业竞相追逐的人才。德国企业把为德国制造培养持续的生产者，当做企业发展的必要元素。与大多数国家不同，德国职业教育的投入主要由企业来承担，占到了整个职业教育的三分之二以上。

和德国相比，中国制造过去三十年来依靠的是消耗全世界最充足的廉价劳动力，而非工匠，靠廉价劳动力带来的利润足够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人口红利时代即将结束，用工荒日益严重，廉价的“中国制造”正在逐渐消失，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之路正面临断裂。

中国制造的未来，不仅需要研究环节的科技创新，更需要制造环节的工匠培育。中国制造不仅在于科技体制改革，更有赖于教育体制改革，形成培育工匠的职业教育体系。这是关乎中国制造未来的一大关键。

本刊特约撰稿人 马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