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清代皇家建筑档案，一般先提起的都是“样式雷”图档。而著名明清史学家、档案学家和古建筑学家，曾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单士元先生(1907-1998)在《故宫史话•著名建筑匠师》中却有这样的记述：

清代有样式房、销算房承办制度，皆世守之工，分掌营造事业。凡兴作由样式房进呈图样，彻决旨意，再发工部或内务府算房编造各作做法和估计工料。“算房刘”有刘廷瓒、刘廷琦，“算房梁”有梁九，“算房高”有高芸（字兰亭）。专应疏浚沟渠工程的“沟董家”是董姓之家。

算房，是清代工部营缮司料估所和内务府营造司销算房二者的通称。清代皇家工程的兴建由内务府负责，分样式房和销算房，样式房负责设计，销算房负责工程预算。从事销算行业，不仅要懂计算，还要懂建筑设计、工程管理等。其程序是：销算人员根据样式房提供的图样，算出用多少工、多少料，编制出合理经济的预算。

2007年，北京市档案馆举办“西交民巷地区历史文化展”，其中涉及到有关“算房高”的情况，这才让一些尘封已久的“算房高”档案浮出水面。这个展览不仅让失联多年的高家晚辈重新取得联系，还将“算房高”档案的保存者和研究者聚到了一起。
“算房高”档案从民间浮出水面

据北京市档案馆工作人员介绍，当初为举办展览走访西交民巷一带胡同时，他们意外发现一处很特别的宅院。院落很大，广亮大门。从外观分析，这里绝非一般人家，门牌是“前细瓦厂胡同4号”。居委会大妈说，这里现在是某单位宿舍，据说以前是“算房高”家的宅子。

“算房高”是谁？工作人员上网查寻，只查到清华大学建筑系博士刘畅在一篇论文中提到“算房高”。工作人员不甘心，又找到“中国记忆网”。巧了，“中国记忆网”一位姓王的女士对“算房高”略知一二，因为她婆婆就是“算房高”家的后代。据她说，高家还有个亲戚叫高振宇，在印钞厂工作，可能他对情况了解得更多一些。

线索有了，工作人员又返回档案馆查阅档案，在“北平市政府警察局户口调查表”中，还真查到了高家的情况。户主叫高鹤延，弟高鹤翔，子高振声。不过高家的住址是“前细瓦厂胡同5号”。及至返回西交民巷，工作人员发现，5号院虽然并不起眼，但其如意门上的砖雕却极为精致。显然，这里也不是一般的百姓之家。

当工作人员找到年愈古稀的高振宇时，老人说，高家的销算手艺只传给了长子高鹤延，也就是自己的伯父。目前最了解家里旧事的当属已经90岁高龄的高鹤延的孙女高婉章女士了。

登门拜访高婉章女士，老人打开了记忆的闸门，愿意将家中的往事公之于世。她拿出一份收藏多年的父亲高振声生前撰写的家事档案。这份不足500字的文稿，概述了高家的发展脉络、功绩及退出销算行的原因。
“算房高”的家族史

从高振声生前撰写的家事档案看，所谓“算房高”，源自高芸（字兰亭）。

高兰亭祖籍浙江绍兴，家境本来就拮据，父亲又中年去世，留下了四儿两女。家道中落，母亲的负担更加沉重了。高兰亭是长子，自然要替母亲分忧，于是发奋读书，希望有朝一日能改变现状。不过即便家境困窘，高兰亭也依然认为“读书当以明理为先，不应以读书为出仕进身之阶。”于是立志学习实业，终身不仕。当时，建筑销算还是一个很有前景的职业，高兰亭便选择了这个行当，并终其一生致力于研究大建筑之术。

算房，是清代工部营缮司料估所和内务府营造司销算房二者的通称。明代修建坛庙宫殿等大工程均由“内官”估算，实际上是宦官掌权。清代则由工部营缮司料估所主管工料估算。但在工程的估算、报销方面均须有内务府参与其事。清代皇家工程的兴建由内务府负责，分样式房和销算房，样式房负责设计，销算房负责工程预算，高兰亭就在销算房工作。

从事销算行业，不仅要懂计算，还要懂建筑设计、工程管理等。其程序是：销算人员根据样式房提供的图样，算出用多少工、多少料，编制出合理经济的预算。清代销算也是采取招投标的方式，各家把销算的结果拿出来，哪家算得更准确更经济，哪家就最终可以中标，竞争非常激烈。先后有“算房刘”“算房梁”等。显然，干这个行当需要很深的功底，而要闯出名头，更要有不同一般的真功夫。

高兰亭不仅长于计算，而且工作严谨。“执经受业以来，虽百而一鸣，亦必兢兢业业，细心研究。务必求其所以然，故略得营造之要奥。一砖一瓦一栋一梁均求准绳。”据传，高兰亭计算出的销算结果，往往与实际工程只相差一两块砖，因而很受上司信任和同行钦佩。

高兰亭的销算业绩，从以下这段文字中可略见一斑。“溯自兰亭从师学习帮办工程，迄至自己承其役，前后历五十年，承办大小工程不下百余处”。他从入行到去世，整整做了50年销算，总共承办了100多个皇家工程，大者如天坛祈年殿、颐和园、三海、西太后陵寝、光绪帝陵寝、圆明园的海晏堂、正阳门城楼等。这样干下来，高兰亭总算在销算行里闯出了一片天地，掌管了内务府销算房，“算房高”的名气也因此名扬天下。

高兰亭年迈后，由其长子高鹤延（字寿朋，高振声的父亲）继承父业，“前后又廿余年”。而高家最后退出销算行的原因，完全是高家的气节使然。辛亥革命“国体变更后，袁世凯作皇帝，曾遣人找我们为彼营梵地。我们以彼是一卖国贼，曾婉言以年老谢绝。”高家祖辈常以忠贞节孝教育子孙，所以他们绝不与窃国大盗为伍，更不会为卖国贼效力。

当然，高家从事工程销算，也挣下了不少产业，宅子也不少，前细瓦厂和后细瓦厂都有，是当地数得着的大户，甚至有人戏称后细瓦厂胡同为“算房高”胡同。5号宅院正是高家的老宅院，前面原有一个停车的小广场，后因建房将其宅门遮住了，这才使这座宅子看上去比较普通。
“算房高”档案 躲避“文革”噩运

做工程自然会形成大量档案，掌管皇家工程设计200余年的雷氏家族，留有大量图样与烫样，被称为“样式雷档案”。虽然历经战乱损毁不少，但如今仍有部分幸存者分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等处，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之热点。那么，“算房高”家会不会也存有档案？高家档案的命运又会怎样呢？

档案馆工作人员为此来到高宅所属的西长安街街道办事处问询。一位已经退休的老同志告诉他们，高家是大户，“文革”期间首当其冲会遭到抄家的噩运。当时从高家抄来的东西很多，他家的东西和别家不一样，从那几只躺柜里面翻出来的全都是账本。参与罚没的人员很惊讶，这不是变天账吗？这还得了，问题太严重了。于是一律没收，足足拉了三卡车。就这样，这些“变天账”和家里的其他东西一起“充公”了，高家人也被轰出了祖宅。由于担心这些东西万一有价值毁了可惜，工作人员还特意请有关部门的人前来鉴定。他们看了看，认为上面记账的方式与现代账帐方式没有多大区别，不过是些毫无价值的废纸，于是通通送到造纸厂造浆。

“文革”结束后，高家要求返还抄没之物，当时集中返还地点在北兵马司胡同。那些东西都是用麻袋装着的，高家后人从其中两只麻袋里竟然翻出了400余份档案，有簿册、舆图、折子、禀稿、文移、信函等种类。从内容看，大多是建筑工程的档案，上面的描述很细致，即便所述原建筑物毁坏，按照这些档案，也依然可以复建。

档案虽然返还了，但如何处理却成了问题。显然，这些档案留在高家不可能发挥作用。如果交给国家，又该交给哪个部门呢？很巧，高家有一个叫张维的亲戚当时在清华大学任副校长，高家便写信给张维，问清华大学是否愿意收。张维听说此事后，立即与建筑学院资料室的林洙女士联系。林洙是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的第二任夫人，为了留住梁先生的学术，她倾其一生整理梁先生的文稿和档案，对“算房高”档案并不陌生，知道其价值所在。

为了不使这批档案再遭劫运，高家决定把这批档案就交给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高振声有六个子女，长子高伯扬远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工作，所以兄妹们商量，将移交档案一事交由小妹妹高婉英办理。高家子女并未向清华大学提出经济要求，只希望实现父辈的遗愿，将档案捐献给国家。档案移交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专门给高家开具了收条，对高家兄妹表示感谢。

林洙很快就办理了接收手续，将两麻袋档案拿回学校。她很长时间不敢轻易动这两麻袋档案，因为一旦打开，就要铺开一大片，这些档案不是成册的，都是单篇散落的，如果让别人拿走或丢失几张，损失就大了。

有一天，建筑学院博士刘畅找到林洙，提出想利用这批档案作博士论文的请求。林洙答应了，不过与刘畅约法三章，看档案可以，但在研究过程中要整理出一个目录。这批档案这才有了初步的条理。在随后的几年，建筑学院拨款定制了几个柜子专门存放“算房高”档案，并对那些蹂躏得辨不出模样的档案进行了裱糊。随后，整理、编号、上架工作也相继完成，“算房高”档案终于得以物归其所、物尽其用了。

知情人讲述 档案存留曲折经过

在大批“算房高”档案化作纸浆的同时，为什么单单这两麻袋档案幸存于世？这一直是个谜。刘畅在其论文《清代晚期算房高家档案述略》中，对高家档案的来源、内容和价值作了初探，其中在叙述这批档案的来源时说，档案本身的各捆包裹用纸上“屡见‘顾兆勋’的名字，其中一则更有蓝圆珠笔注：‘旧书九本西城专家查抄北新华街128号顾兆勋’，笔者曾就此询问于林洙先生、北京市文物局老干部处、北京市文化局老干部处、文整会故居等，未果。”

恰巧，刘畅的这篇论文被天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的顾志宏看到，他是顾兆勋的孙子，对高家档案包捆纸上写有其祖父名字一事，略知内情。他写了一篇文章《关于晚清算房高家建筑档案面世经过的一个注记》，道出了其中的原委。

据顾志宏讲，顾兆勋（1908－2002）生前是河海大学教授，其母叫高鹤清。他幼年时一直生活在北京的外祖父高兰亭家里，与高家关系十分密切。高家后来虽然分家，但祖辈留下来的这批建筑档案却一直是传家之宝，存放在高振声处。顾兆勋成年后从事水利工作，与梁思成教授相熟。解放前顾兆勋曾陪伴梁先生到高家看过这批档案，梁先生非常感兴趣。新中国成立后高家曾想把这批档案捐给国家，也与当时的清华大学建筑系沟通过，但还未实施，“文革”的抄家风潮就开始了。

高家在抄家的风暴中在劫难逃，很多东西被没收，这批珍贵档案的命运更是让人担忧。当时顾兆勋虽然也受到批判，但相对高家而言，处境稍微好一些。高家对顾兆勋一直很信任，而且由于顾在高家生活过，他的一些物品确实一直存放在高家。高家出于保护这批档案的考虑，就从中选出一部分重要的，在包裹纸上写上了顾兆勋的名字，称这些东西是顾兆勋寄存在高家的物品，这才使这批档案侥幸存世。

“文革”结束后落实政策，有关部门致函顾兆勋，通知他去领取抄没物品。顾兆勋当即证明，这批档案是高家物品，应归还高家。高家后人得到这批归还之物后，深知其重要价值，于是与顾兆勋商量这批档案的归属。顾兆勋还亲自挑选了一些档案，到远房弟弟、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家里拜访，随即达成了“算房高”档案移交清华大学的意向。
“算房高”档案的史料研究价值

这批档案入藏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后，直到刘畅博士公开发表论文，“算房高”档案才引起建筑史研究者的关注。刘畅博士已有《清代晚期算房高家档案述略》《从清代晚期算房高家档案看皇家建筑工程销算流程》等多篇论文问世。从他的论文中我们了解到，除高家捐赠的这400余件档案（其中包括40多件样式房交予算房的图档）外，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高兰亭档案”要算是“算房高”档案较为正规和为数最多的收藏了。

“算房高”档案涉及晚清皇家宫殿、园林、陵寝等多项建筑工程项目，其中认定做法、估算工料、核算分修、工程检查、销算结算等各个阶段的原始档案，集中反映了当时皇家建筑工程的销算制度和基本流程。档案种类包括簿册、舆图、折子、禀稿、文移、信函等，具有较为集中的多层次、多视角的史料价值。刘畅认为，搞建筑历史研究的人最关注实物和历史文字记载，“算房高”档案无疑填补了文字的缺失，所以说非常重要。

存留下来的“算房高”档案，字迹工整秀丽，内容详细丰富，这主要缘于高兰亭为人处事的严谨。高兰亭在学习“工程销算”时就发现，前代建筑虽然恢弘，但资料保留甚少，而且工匠的手艺往往随门户传承，一旦门户失传，技艺则从此湮灭失传，这给后人在维修、管理等方面带来巨大的困难。因此，高兰亭自己在做工程销算时，就非常重视档案积累，记载也极为详细，比如院子里哪里有栏杆，栏杆质地等，都分项记录在案。以圆明园海晏堂档案为例，就包括平面图、立体图，连室内陈设也都展示得一清二楚。海晏堂属西洋式建筑，是圆明园内部最大的欧式园林景观，其设计风格，从“算房高”档案中可以了解。档案中还可以看出对每项工程用料事无巨细的记载，比如正阳门大楼工程所需料物数目表，生桐油、麻线、南红土等材料的斤两数，都一目了然。

档案中还记载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比如在“样式雷”图档中，经常可以看到“算房高抄写”的款识，这可能是“算房高”的书法规整清晰，雷家请其代写之故。“算房高”与“样式雷”的档案相互参照，可以让人们对中国古代建筑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档案中还有这样的记载：清代中期，皇帝发给大工匠的银钱与发给脚夫的银钱都是一分二厘，少得可怜。但到了清末，脚夫的银钱还是一分二厘，而工匠的银钱却是脚夫的几十倍。因为有些技术工种人才奇缺，高水准的工匠越来越少，只有借助提高工钱来稳住人才。

经过“文革”，“算房高”家的后人彼此联系便不太多了，后辈们更是相互不认识。北京市档案馆举办“西交民巷地区历史文化展”，把高家的后代又从各地集中到了一起。大家发现，高家后辈中也是人才辈出，其中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高振衡，第四版人民币五十元背面“黄河壶口瀑布”的雕刻者高振宇等。有趣的是，高家人的数学都很好，晚辈中有北师大毕业的，清华毕业的，从事建筑行业的也不少，这可能是祖上遗传下来的数学天赋吧。

作者：刘守华 系《中国档案》杂志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