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看来，特朗普的政策组合，对中国也并不是毫无益处的。它能促使中国降低税负（关税增值税）、促进自主创新（芯片等）和压制泡沫（美元走强），也算是以开放倒逼改革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仅就贸易问题而言，中美仍在许多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同时，关于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双方也未达成一致，而这就不仅仅局限在贸易层次了。

6月15日，美国正式公布将被加征关税的中国商品清单，对500亿美元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美国关税清单包括“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的产品。总统特朗普称，如果中国报复，美国将追加更多关税，并表示未来几周他将非常强硬地在贸易方面与中国对抗。

总之，即使中美以及美国与欧洲、加拿大在关税问题上达成了某种共识，全球贸易纠纷出现缓和，很可能也只是暂时的。从历史上美日和美德的贸易纠纷来看，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美国对中国态度的转变，也并不是从特朗普上台才开始的。

但特朗普上台确实是一个拐点。特朗普貌似出招混乱，但背后逻辑相当缜密：减税压制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资本含技术）；CFIUS（外资投资审查）压制中国ODI（对外直接投资／购买技术），配合“301调查”阻断技术扩散（目标是中国制造2025）；威胁制裁中兴通讯直接打断中国制造产业链；移民政策削弱留学生学习权限（缩短理工签证，制约千人计划）；令人困惑的弱美元，其实旨在加息周期保持出口竞争力，并随时可能变脸给出致命的雷霆一击。

从特朗普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第一轮谈判清单可知，美国在贸易上的诉求是要建立“自由、公平和互惠（或对等）”的经贸关系。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随着英国退欧、欧元和欧盟危机以及本次中美摩擦的不断发酵，“逆全球化”的声音不绝于耳。中美贸易摩擦是以美国和美元为核心的全球化3.0秩序矛盾的集中体现。历史经验表明，贸易摩擦是国际关系中的常量，如上世纪50-90年代持续了近40年之久美日贸易摩擦，以及法国极力推动的欧元也是作为抗衡美元地位而存在的。

经济全球化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产业链分工和协作生产，仍然会是国际经济合作的主流模式。尽管特朗普代表的美国第一的力量正在力图重新按照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塑造全球化，但依据布热津斯基的表述，美国是第一个，也将是最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大国。军事上“一超多强”的单极权力体系和以美元为核心的货币体系，与经济上的多级体系不匹配，故失衡在所难免。所以，当下中美贸易纠纷，以及后危机时代全球在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协作，似乎都可以看作是国际贸易、货币和金融规则的重构。本质上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只要双方有利益交汇点，通过不断地试错，回归“均衡”不是没有机会。

当然，也必须清醒认识到，目前的国际形势复杂程度远超以往，我们必须用极大的智慧、勇气、技巧和努力，才能突围中美之间可能存在的权力、体制和文明的三重A“修昔底德陷阱”。祝全球好运！
作者邵宇 系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