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了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历程，分析经济形势，并部署未来经济工作。与以往主要部署下一年度不同，本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政策週期是「今后三年」，也就是从2018年至2020年，这是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三年。会议要求，今后三年要重点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凖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

在会议结束后铺天盖地的解读、评论、分析、展望中，“严”和“紧”成为各方使用最多的高频词，“风险”——成为了头号敌人。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祝宝良指出， 2018年中国经济突出强调四个“严”。第一，金融严监管，金融严监管与金融货币政策相互配合，防范流动性风险。第二，地方政府举债要严管控，“堵后门、开前门”。第三，房地产严调控，加强房地产长效机制。第四，环境保护标准严，要严格执行各项环保政策。

风险：重中之重防控金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要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和处置，坚决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加强薄弱环节监管制度建设。”“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更好为实体经济服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其实，近几年，防风险一直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关键词。2015年，“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位列五大经济任务之一；2016年，提出“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2017年，则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摆在了三大攻坚战的首要位置，同时进一步明确“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

首要的问题是，金融风险在哪儿？作为财经中枢智囊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指出，金融领域有八大风险点正在积累，包括不良资产风险、流动性风险、债券违约风险、影子银行风险、外部衝击风险、房地产泡沫风险、政府债务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

而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则认为，目前风险主要存在四个方面：一是要注意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二是从微观金融主体来看，存在一些金融机构经营管理过于激进、不规范的行为，部分无牌机构从事金融业务；三是综合经营风险，包括金融控股集团、产融结合等；四是流动性风险。

连平指出，系统性金融风险最大的根源在于槓杆率偏高。金融降槓杆现在已经在做，比如调控影子银行、同业业务、表外业务等，要继续朝著这个方向推进；综合经营方面要赶快建立相匹配的监管框架；对微观金融的监管目前正在推进过程中，相信这方面会比较快行动起来。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持有类似观点。他指出，金融风险的源头就在于高槓杆。一旦宏观槓杆超过一定限度，经济发展就将陷入不可持续状态。从开展市场化债转股，到力推依法破产、发展股权融资等，中国官方已针对企业降槓杆打出多张政策牌。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统计，去年来中国实体经济总槓杆率趋于稳定，前三季度累计仅微升1.5个百分点。

李扬强调，去槓杆是一个中期任务，需三至五年才能实现，步伐太快可能造成资金链断裂等问题。目前去槓杆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国企，它承担较大社会责任，要平衡各方利益；二是地方政府，虽然加槓杆势头已经止住，但问题根源在于理顺财政体制。这都需要从中长期著眼，通过完善经济金融治理体系加以解决。

九州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认为，儘管今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没有“去槓杆”三个字，但这并不意味著债务风险已经不重要了。2016年四季度以来，由于政策的合理适度调控，金融空转、资产价格泡沫等均出现了明显的好转。但是，中国的宏观债务水平却并没有如此乐观，地方政府隐形债务、僵尸企业软约束问题、居民快速加槓杆，使得债务风险一直居高不下。因此，2018年防范债务风险将成为防控金融风险的重点。
监管：两位中纪委委员坐镇银监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和处置，坚决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加强薄弱环节监管制度建设”，继续释放强监管信号。2017年以来，监管部门在防控金融风险方面已採取诸多措施，如上半年银监会下发“三三四”文件，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及连续出台资管新规、网络小贷文件等。

2017年11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正式亮相，其主要职能是增强监管协调性，改变以往“一行三会”各自为政、分散监管的不利局面。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担任金稳会首任主任。但2018年3月两会换届之后，随著马凯的退休，金稳会势必将由新任的主管金融工作的副总理接任。各界普遍看好的大热人选是在十九大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

与此同时，十九大之后，金融监管机构也进行了相应人事调整。最受关注的一项任命是，中纪委组织部部长周亮调任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周亮是原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秘书，跟随王岐山从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国务院体改办、海南省委办公厅、北京市政府办公厅、中纪委机关等单位一路任职，在中纪委曾历任副秘书长、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部长（副部长级），深受倚重。

早在十九大之前，中纪委第七纪检监察室主任李欣然已空降中纪委驻银监会纪检组组长。周亮与李欣然均是十九届中纪委委员，分别生于1971年和1972年。二人相继履新，令银监会成为全国范围内唯一拥有两个中纪委委员的机构，也是唯一拥有两位「70后」部级高官的部门。这种人事上的「加强版」配置，也是监管力度加强的直接体现。

对资管业务的出拳，是金融监管加码的典型例证。2017年11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等部门联合发佈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徵求意见稿）》，目的在于有效防控金融风险，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最近几年，中国居民对于财富保值增值的需求逐渐提高，以银行理财、信託、基金、券商资管、保险资管等为代表的资产管理业务迅猛发展。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末，仅银行表内、表外理财产品资金馀额就分别达到5.9万亿、23.1万亿元；公募基金、私募基金、证券公司资管计划、基金及其子公司资管计划的规模分别为9.2万亿、10.2万亿、17.6万亿、16.9万亿；信託公司受託管理的资金信託馀额为17.5万亿。规模巨大的资管市场，在满足投融资需求、改善社会融资结构的同时，也出现了部分业务发展不规范、多层嵌套、刚性兑付、规避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等问题。

五部委《指导意见》监管要点是“统一监管、破刚兑、去通道、控槓杆”，降低影子银行风险，引导资管业务回归本源，避免沦为变相的信贷业务；减少流动性风险；控制资管产品的槓杆水平。按照资管产品的类型制定统一的监管标准，对同类资管业务作出一致性规定，实行公平的市场淮入和监管，最大程度地消除监管套利空间。

有业界人士评价，《指导意见》是资管行业史上最系统、最全面的纲领性文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赵锡军认为，五部委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徵求意见稿，影响非常之深远，会形成未来新监管的一个基础。

对于违法违规金融活动，本次经济会议特别强调“坚决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随著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随著新技术的快速发展，金融领域出现了很多新业态。而在这些领域，目前的监管有些还未完全到位，存在薄弱环节，也带来了一定的风险。

蚂蚁金服首席战略官陈龙指出，金融的本质是甄别风险。从监管角度来说极其考验智慧，因为一方面要鼓励创新，同时又要控制风险。加强金融监管要从机制著手、以风险为本，根据风险本质的不同进行分类管理，同时设立适当淮入门槛，将严监管与促创新结合起来。“对做得好的机构企业，要鼓励它更多创新、尽早合规；对于以金融名义进行欺诈的违法违规行为，则要严加规范。”

中性：货币政策稳中求新

货币政策方面，近些年来的历次经济会议确定的基调一直是“稳健”，不过具体表述有所差异。2015年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2016年是“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调节好货币闸门，努力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

2017年会议的表述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更好为实体经济服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稳健”依旧，但突出强调“中性”。连平分析指出，一方面要把金融槓杆率降到合理水平。另一方面，宏观审慎政策严格及微观监管规范叠加可能对市场会产生偏紧的效果，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不宜进一步收紧，强调中性首先在于此。另外肯定不能放水，因为本身就要去槓杆。中性就是要把握好这个度。

连平认为，银行信贷、社会融资增速的合理水平还需要测算，不过大致来看未来信贷增速还是需要在13%左右，因为未来影子银行、表外业务增速会放缓，信贷增速再收缩可能导致实体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

外部环境也是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九州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指出，稳健中性是个被动选项，因为它既不能放鬆，也不能收紧，如果一旦放鬆，现在的去槓杆、抑制资产价格泡沫的目标可能就是前功尽弃了，而且全球各大央行都在收紧，中国央行也不会逆全球大潮去做货币宽鬆。同时也不能收紧，中国经济增长处于换挡期，改革处于深水区，货币环境过紧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压力。

华安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认为，目前总体来看，全球利率中枢都受到特朗普政策溢出影响，利率中枢上升，2018年流动性整体应该是趋紧的，这种情况下货币不会太鬆。但若利率上行实体经济会面临压力，央行可能会做一些灵活对冲，通过如降低存凖率或其它方式降低资金成本，在控风险和适度稳增长之间寻求平衡。因此，2018年货币政策会是中性。

总闸：严控财赤，基建投资回落

与2016年相比，2017年经济工作会议有一个变化，即将“调节好货币闸门”变为“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总闸门」不仅包括货币政策，也包含财政政策。今次会议明确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高培勇表示，十九大之后中国宏观经济所处的环境与以往大不相同：经济形势面临的主要矛盾为供给侧和结构性问题；经济发展目标从高速增长转为高质量发展；政策主线从更多立足于需求侧、追求短期稳定向提高供给质量、优化供给结构转变。在此情况下，今天的积极财政政策和过去单纯致力于需求总量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大不相同，必须站在供给侧和结构性调整的角度去理解。

高培勇说，面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以及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要求，中国需要把如何防范由财政赤字引发的经济金融风险放在第一位考虑。3%的财政赤字率去年不能突破，今年更不能突破。要对这一控制线心存敬畏，守住底线。

瑞银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依然很重要，宏观政策不会大幅收紧。本次会议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但删除了去年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而是要求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并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瑞银预计，2018年中国财政赤字率或将保持3%不变；预算内支出或将更加倾向重要领域，如环保、脱贫、社保网络、以及十三五规划裡的重大项目等；专项地方债券发行或将增加，从而提供更多基于具体项目的公共支出；鉴于政府决心继续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加强地方债务管理，地方淮财政支出的管制或将进一步收紧。受此影响，基建投资将面临更多下行压力，增速将从2017年的15%-16%放缓至12%，PPP项目的推进步伐可能有所放缓。

邓海清认为，财政政策儘管基调仍然是积极财政政策，但是内涵已经发生变化。“压缩一般性支出，切实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无疑都反映了财政政策的边际收紧。但是，无论是地方政府城投平台、债务置换的方式，还是政策引导下的PPP项目，实际上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仍在攀升。在地方政府、开发性银行融资成本急剧提高，地方政府债务约束面临分水岭，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机制“唯GDP论”终结的情况下，2018年基建投资大概率回落。

股市：把握“结构性行情”

在如此严防风险、严加监管的大环境下，对于股民在股市中淘金，提出了更高的挑战。邓海清认为，对于大类资产配置而言，在2018年流动性收紧的情况下，股市健康牛依赖的核心逻辑——经济复苏下的企业盈利回升，又面临著确定性的回落，对于2018年的股市机会持谨慎态度，最好情景也仅是“结构性行情”由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环保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国企改革或取得突破性进展、重申“高起点、高质量编制好雄安新区规划”、重提“军民融合”，以上四个“白名单”主题存在结构性机会。

知名经济学家管清友认为，从股市来看，既没有无风险利率大幅下行带来的“水牛”，也不是经济复苏带来的全域性盈利牛，行情依然是围绕两条主线展开的结构性牛市，一是传统行业的产能整合和集中度提升，定价权强的龙头企业受益。二是新兴产业的技术突破。除了这两类优质公司，其他的公司将更多地成为“僵尸股”。

不少经济学家将2018年定义为「元年」。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祝宝良表示，2018年是中国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元年，更多的要从经济质量上下功夫。与2017年相比，预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有所放缓，投资会有所放缓，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短期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仍然存在，消费增长比较稳定，价格水平可能会进一步推升。

邓海清亦认为，本次会议直接删除了2015、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适度扩大总需求”，不再提及有关于经济总量的说法，反而突出强调了“新时代的基本特徵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8年经济的调控将由“唯总量论”切换至“追求质量”，是中国经济政策由“唯GDP论”转为“追求发展质量”的元年。

一些国际机构近期也纷纷唱好中国经济增长。联合国《2018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指出，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达到3%，是自2011年以来的最快增长。其中，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约佔三分之一。在中国经济增长、强劲的个人消费、较高出口和宽鬆的宏观经济政策带动下，预计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率2018年至2019年将分别达到5.8%和5.9%。

世界银行发佈的报告称，中国GDP增速预计2018年放慢至6.4%，2019年为6.3%，主要因为国内政策收紧。审慎的货币政策、更严格的金融监管以及政府继续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去槓杆化，预计都会使增速暂时放缓。但这将为供给侧改革提供条件。

从“三驾马车”来看，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表示，出口预计将继续受益于全球经济的良好景气，但人民币汇率持稳、国内环保成本的上升，也会制约出口能力的充分释放，2018年出口增速会略低于2017年。投资增速也将有所放缓，房地产平稳减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更为明显放缓，製造业投资震盪中略有加快。消费增速将有所提高。总体来看，预计2018年实际GDP增速6.6%，较2017年小幅放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