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一带一路”国际研究院副院长、东华三院董事局主席李鋈麟。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主要吸收外资，到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新时代需要新格局，新格局需要新智慧。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所构建的新格局，富有包容性和弹性张力，并以全面开放的态势，与有意愿参与的国家和经济体一同共建，连袂走向互惠互利的合作共赢之路。“一带一路” 倡议对中国企业来说，也是一个“走出去”的最佳路径。

         在中国渐进式改革开放过程中，“走出去” 是企业海外发展的关键。自从2001年把实施“走出去”战略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后，“走出去”战略正式啓动，中共十六大继而把实施“走出去”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回望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历程，其中有许多的艰辛曲折，也有收获荣耀——有些企业折戟海外，有些企业则成为合作典范。

当前，全球化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关键历史时期，中国企业需要利用全球化，在世界范围进行资产的全球配置，开拓全球市场；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也需要加强国际范围的产能合作，这也就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推动力。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值此，本刊记者专访了“一带一路”国际研究院副院长、东华三院董事局主席李鋈麟，对“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机遇挑战进行总结与梳理，并对未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发展做出分析与研判。

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机遇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60多个，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为21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的63%和29%。这些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期，具有开展互利合作的广阔前景。在整个世界经济需要新的动能和发展活力时，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不仅出于中国发展的现实需要，也符合沿线和相关国家的战略利益和人民心声。

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秋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向世界发出的。“一带一路”国际研究院副院长、东华三院董事局主席李鋈麟说，四年来，他看到了大量中国企业到海外并购，例如中粮收购荷兰尼德拉农业、中国化工收购瑞士先正达、海尔收购美国通用电气、万达收购传奇影业等等。在关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进程中，他对数据极为敏感。李鋈麟引用了彭博新闻中关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数据：2016年上半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总额达1225亿美元。他指出，这一数字已超越2015年全年金额。

李鋈麟表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数量增多原因很多。一方面是出于企业内部产业升级转型的需要。李鋈麟在解释时，首先用到了“瓶颈”一词。在李鋈麟看来，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可以探索出一条解决当前许多企业结构失衡、效率低下、需求不足等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走上转型升级的新路。

有关调查也显示，中国企业“走出去”实现转型升级的方式呈现多样化：一是建立境外工业园区，抱团走出去；二是获取境外矿产、能源、农牧等资源，延伸产业链；三是获取先进技术、优质品牌、股权资产和行销网络等要素，增强国际竞争力；四是直接在境外投资建厂，实现产业转移；五是承接对外工程和劳务合作、建立商贸城，带动装备、技术、服务等行业走出去。

另一方面是出于企业资产海外扩张的考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尚处在工业化初期阶段，不少国家的经济高度依赖能源、矿产等资源型行业；而中国有能力向这些国家提供各种机械和交通运输设备等，处于产业链的相对高点。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会有效实现国内产能的向外投放，也会促进国外新兴市场的快速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对外投资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中国贸促会资料显示，四年来，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中国同30多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共建合作协定，同20多个国家开展了国际产能合作。

在李鋈麟眼中，更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建设为沿线国家提供了就业机会，并且让当地民众找到归属感，有了家的感觉。

李鋈麟的一个朋友在孟加拉做生意，他就以那个朋友企业的情况举例说，在孟加拉，工人管吃管住后的平均工资大概在一千元人民币，可是他朋友在孟加拉的企业，同时开办了从幼稚园到高中的学校，也开办了医院等系列社区医疗保障设施，当地员工都以在他这个中国企业工作为荣，因为在这裡他们可以享受到一条龙的高品质生活圈，中国老板把他们当成一家人。

根据中国贸促会的资料显示，截至今年9月，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建设了56家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179亿美元，入区企业超过1000家，总产值近500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163万个。

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挑战

目前，中国企业爆发出走出国门的巨大热情，“走出去”可谓高潮迭起。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国际化竞争是好事，然而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如此“大手笔”到海外并购的背后会存在什麽风险？对此，李鋈麟也非常关注。他在《一带一路国际研究院》创刊号中明确指出，虽然频频传出中国企业成功海外并购的捷报，但事实上却并非一帆风顺，中国企业“走出去”之行也遭遇了不少壁垒。

首先在并购开端就遇到的挑战。今年1月，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便否决并阻止中资财团以33亿美元收购飞利浦；早前华为的海外并购也一直受到外国相关政府部门的审查;今年3月，澳洲亦开始收紧对外国投资者购买该国港口、电力网络等关键基础设施的审查。由此可预期，外资倂购将面临各国政府等监管机构的严格审查。

其次是在技术和企业管理方面的挑战。李鋈麟指出，并购纸是完成了投资的第一步，并购之后将面临诸多琐碎而重要的工作。应“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先行的推动，中国技术正尝试“走出去”，承接了众多海外基建项目，包括铁路、公路、油气管道、输电网等，这些项目不仅考验技术，也考验企业处理风险的能力。

再次是在沿线国家经济环境变化方面的挑战。李鋈麟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环境复杂多变，会因政府换届和政治动荡而引发风险，也会因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劳工雇佣关系、环境问题等让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备受压力。

对此，李鋈麟举了一些实例来具体说明。过去中国电力集团投资缅甸水电站项目，以及中铁波兰工程项目都曾因疏忽环保问题、未能严格遵循当地环保法律，结果给中国企业造成巨额损失，海外形象受损。另外，中铁沙特项目也因不熟悉当地宗教民俗而出现巨额亏损，该项目工程很多区域禁止非穆斯林进入。季节性施工又增加器械租用成本。至于上汽集团收购韩国第五大车企双龙公司，为扭转亏损而裁员，引发韩国工会的强烈反对，最终令上汽退出双龙。

最后是在所在国法律宗教方面的挑战。李鋈麟指出，中国企业对投资所在国的法律制度与宗教文化的不瞭解、不在意都引发了重重麻烦，如项目被叫停、当地民众不满等，这些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中国企业却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企业在“走出去”时如何避免陷入困境？遇到纠纷时又如何在异国他乡保障权益？这些都是中国投资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中国企业“走出去”宜行稳致远

结合世界和中国经济发展情况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李鋈麟指出，随著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在贸易投资等诸多领域的争端将不可避免，而沿线国家在文化、宗教、历史、习惯、法律制度和法律环境上存在诸多不同。

对此，李鋈麟强调，“一带一路”国际研究院特别成立专家工作小组，经过逾半年努力，数易其稿，终于完成一套涵盖国家申诉制度、调解、仲裁和上诉制度的“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蓝皮书。这套机制将补足现有制度的不足，更多地体现东方文化特点和东方价值观，相关规则将会强调“调解”与“仲裁”的结合，对同一案件的调解、仲裁和上诉过程由不同的专家负责，保持较高透明度，尊重缔约方的原意，著重有效解决争议，以保障沿线国家、企业和投资者的权益。

李鋈麟还强调，若要了解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未来发展态势，，就必须要清楚世界和中国经济现在所处的状况。

首先，当前形势下的世界投资基本状况恢复缓慢，经济全球化还会继续向前发展。2007年世界总投资达到2.27万亿左右，从金融危机后至今，世界投资额依然没有恢复到2007年的水准，2015年世界总投资才1.8万亿，经济和市场的疲软都与此有关。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世界总投资恢复速度慢，但可以看到，投资中依然蕴藏著机会。大量库存已经减少，很多地方经济结构调整正在慢慢恢复，经济全球化还会继续向前发展。

其次，中国目前正在构建经济全面开放的新格局，与之前的开放有著很大区别。随著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中国的全球生产面临位置的前移，投资目的地也会做出调整，可能更多元。这些都要求中国继续扩大和深入开放，不仅像以往那样纸向发达国家开放，今后还要更多地向发展中国家开放。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就是要紧密地跟随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方针。

再次，在全球化新的形势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既要走市场化的道路，又要考虑回报，并兼顾全球发展问题。中国是一个新兴的经济体，是一个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中国的投资与过去西方国家的投资是有所不同的，这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核心价值观的体现。在投资中，中国要在全球治理中佔据道义的制高点。
李鋈麟最后说，中国资本走向世界，正值全球化步入新的变化时期。随著中国经济日益成熟，在全球经济领域的影响力也将逐渐提升，他希望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能走得更稳健，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文：马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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