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从一个现象谈起。大概10年、20年之前中国在海内外形成的“山寨版”“山寨王国”的普遍印象，如今似乎正快速地消失或被淡忘，代之而起的，是中国在越来越多领域呈现的新经济、新商业、新科技，某些领域，甚至还有井喷之势。如何解读？不妨从人才角度观察，而要观察中国的人才，就要从“老三届”谈起。

所谓“老三届”，指的是1966、1967、1968三年共三届年纪在15到20岁之间的初、高中毕业生，在1977、1978、1979这三年考入大学的学生。当时，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刚结束不久。 1977年恢复高考时，虽然他们的年龄已经超过了正常高考年龄，但鉴于其被文革耽误，所以直到1979年仍被允许参加高考，被称为“老三届毕业生”。

这批“老三届”， 人数大约100万，知识水平普遍超过了在文革时期就读中学的学生，又经过苦难的磨练，大学学业完成后，分别于1981、1982、1983年毕业，成了改革开放后三、四十年来大陆各部门的骨干，不少目前已担任不同领域的高层。

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再度获得高度重视，投入大增，规模迅速扩大。2001年大学生即超过100万，2005年逾300万。2008年逾500万，2011年逾600万，2014年逾700万，2017年逾800万。量变隐含质变，40年来总数已达数以千万计的大学毕业生，即使以5%到10%的尖子率计算，也有数以百万计的规模，目前散佈在国家发展的不同领域，年龄又都在25岁到50岁的壮年，其生产力可想而知。而且，在中国高等教育结构中，属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也即是广义理工科的比率大约一半，远高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因此，中国当前的综合科技能力与创造力在全球范围中位居前沿已毋庸置疑。

1979年改革开放迄今近40年来，中国年经济增长率平均接近10%，主要靠了三个机缘或是条件：1.全球化；2.改革开放抓住了有史以来最大一波全球化大机遇；3.全球化机遇对每一个国家均一视同仁，唯具有“核心竞争力”者才能脱颖而出。中国的核心竞争力即是全球罕有其匹的“人口红利”——数以亿计、工资成本仅为发达国家1/30的水平，又兼勤劳、刻苦耐劳及聪明于一身的劳动力大军。

然而随着经济快速增长，所得与工资大幅提升，再加上长达30年的一胎化生育政策，近些年来，人口或劳动力红利已快速耗失。而此时，人才红利或脑力红利却开始进入高潮，无缝衔接，对中国发展势头的延续将作出巨大贡献。

必须看到，中国新世纪的“人才红利”还有两个巨大的潜力有待关注并加以开发。一在内，一在外。
先看内。“得人才者得天下”指的不应纸是政治人才，而应泛指所有人才。长期以来，新加坡即派“探子”或到中国或到国际，物色年轻甚至年幼的“尖子”，说服他们或他们的家长，移居新加坡接受教育或破格重用。就统计学而言，所谓人才或尖子纸能是所有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就像珍贵的稀矿，新加坡物色的、购买的、引入的，就是宝贵的“脑矿”。中国人口14亿之众，脑力素质应在世界前沿或一流地位，但由于教育资源尚不够普及，许多“脑矿”未被发掘，殊为可惜。所以，中国科技部门应与教育部门密切合作，仿效星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掘“最强大脑”，集中教育与科技资源加以培养。

再谈外。最近有学者贝淡宁（Daniel Bell）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题为《为什么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中国人》。文章指出，中国正在崛起复兴，中国又秉持“天下主义”，从来对异民族、异文化、异信仰，有着远比一般国家或民族更大的包容性，因而可以成为各国精英人才移居的国家。

毋庸置疑，中国再度掘起复兴，除了“一带一路”，还要靠“人才红利”，尤其是“海纳百川”。
文：石齐平 系凤凰卫视著名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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