炽热的八月，台湾社会在激烈争论“中小学课程纲要”倡导降低文言文比例的议题。赞成者认为，文（书面语）言（口语）要一致，应当增加台湾文学比例以及强化学生应用文写作；反对者认为，台湾长期以来一直以“文化中国”自居，自诩“保留和传承了正统的中华文化”，若降低文言文比例，势必导致学生中文水平及传统文史素养下降。而反观海峡对岸，中国大陆在“国学热”的背景下，中小学教材的古诗文比例不断上升。此外，是否应该恢复正体字（即繁体字），不同意见也相持不下。这台海两岸有关语言文字问题争议的背后，凸显的乃是两岸文字优势已经易手，中国大陆逐渐掌握汉语发展的主动权。

文字是族群的生命力所在。在文字发展的背后，见证的是家国天下的变迁。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字的历史，其实也就是一个民族的文明史。而任何有关文字的争论，其背后的根本也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碰撞。

“中研院院士”联署 反对降低古文比例

在本土化以及民主化的背景下，台湾的“中小学课程纲要”必定会对应时代的发展而进行相应的调整以培养健全的公民意识和社区意识，这本无可厚非。但有看法认为，伴随文化领域“去中国化”的背景，台湾一直引以为傲的传统文化优势也成为了改革的对象。在最近有关“中小学课程纲要”的讨论中，文言文比例下调的问题引起台湾社会激烈争论。在目前台湾中小学国语文教材中，文言文比例大约在45-65%；而根据纲要下调之后，比例将会在30%左右的水平。

这一情况引起了台湾社会拥护文言文阵营的强烈反对。2017年8月25日，包括七位“中央研究院院士”在内的众多台湾学者联署反对降低文言文比例。联署者包括王德威、李欧梵、曾永义、孙康宜、李惠仪、陈国求、梅家玲等知名学者。他们的理据之一是：文化经典是一国文明素养的重要内涵……能从中陶铸审美与想象的能力。但反对者，例如台湾文学诗人林泣瀁就则认为，应当加强台湾学生的应用中文（例如求职信）以及台湾本土文学的素养，所以支持减低文言文比例。也有意见认为，原有的文言文比例加重了学生的负担。

台湾有关文言文在课本中的比例争议问题，其本质乃是文化方向的博弈。文言文背后所蕴含的乃是中国古典和传统文化，久而久之的教育会形成至少在文化层面的中国人观念。而减低文言文比例，将语言文字变成纯粹意义上的工具，抽离背后的文学内涵，则会让语言本身失去生命力，还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语言背后的文化认同和价值。可以说，文言文比例一旦下降，伴随历史课程纲要的调整，则台湾未来一代人在文化上将会与中国文化更加隔膜。而此处的“文化”，已不再是现在进行时的大陆文化，而是具有五千年丰富历史的传统文化。即便是从本土历史观角度而言，降低文言文比例也并不合乎台湾研究本身的需要。台湾四百年历史中的大多数时期，例如明郑时代、清朝割台之前的历史，其大多数史料都是以文言文方式呈现的。即便是在日本殖民时代，由于日本也是汉字国家，则其文书也多以汉语文言文形式完成。若果新一代人多对中国古典的诗文文路语法全然无知，又如何能够准确阅读和理解台湾史料文献？长期以往，台湾史和台湾文学本身的研究人才也会变得匮乏不堪。

中国大陆：迈向国学的新时代

台湾要丢掉的，大陆正在捡起来。当台湾开始着手下调文言文比例时，中国大陆则开始在中小学生中推行新的教材。新的小学语文教材中，非常大的变化便是古诗文的比例大幅度提升，小学生课本的文言文比例占30%；中学生的课本中，文言文比例达51%。2017年，中国大陆官方成立了统一的教材编审机构，以此为全国教材的逐渐统一寻求体制上的支持。

相较于学校课堂上的内容变化，在日常生活以及文化活动中的古典主义复兴之风更加值得关注。这些年来，伴随中国大陆民众生活方式的日渐丰富，读书成为了不少人的重要生活休闲模式。阅读不仅可以增加知识，也能够提升修养，更能够为下一代的培养做好储备。因此，书店、书吧成为了中国大陆城市生活中兴起的重要文化场所。走进大陆的任一个大型书店，必然能看到其中的国学专柜。专柜上，从先秦诸子百家的经典作品文本，到近现代甚至当代国学大家的研究成果，都能够找到。国学类书籍的流行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大陆文化中的某种复古倾向，也是走出文革阴影之后，人本开始在文化之旅上不断寻根的表现。在电视荧屏中，各种与古诗词有关的比赛、综艺擂台也创下了极高的收视率；中小学生、大学生往往以自己能写一两首古体诗或是文言文而感到自豪。在每年的高考中，作文获得满分的也不乏文言文写作的人。这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官方对文化复古的一种肯定。

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大陆近几年来国学热的表现和结果。伴随古典文学的热潮，关于文字的争议也越来越多。但与台湾争议文言文比例的性质不同，中国大陆内部关于是否恢复繁体字的争论更多是一种正面的讨论。因为在重视传统文化、复兴传统文化、热爱传统文化方面，无论是否讚成恢复繁体字，双方都能够就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和未来发展走向达成共识。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传统文化已经逐渐摆脱了被抛弃的危机。事实表明，让大陆民众书写繁体字或许有困难，但是对于已经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人而言，“识正书简”（即用简体字，并可以阅读辨识繁体字）已经是基本的素养和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陆对汉语传统文字文学的把握，已经渐渐超越台湾；台湾过去自诩为“文化中国”的时代可能渐渐走入了历史。

文字乃活物 应与时俱进

可见，在“国学热”的风潮下，海峡两岸的文字优势已经渐渐易手，大陆在汉语言文字上的主动权和创造力越来越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两岸双方自主选择文化发展道路而形成的结果。但即使是在这样的优势背景下，中国大陆要想创造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时代，仍需要不断努力、不断创新。文字是活的，如果故步自封的历史再出现，如果国学的兴起仅仅是简单的复古而非为传统文化注入前进的新动力，如果不能够在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视角中把握国学和传统文化，则中国的语言文化文字的再次失落，并非没有可能。

支撑语言的，往往是综合国力和开放程度。近代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甲午战争之后，面对中国被蕞尔之国日本击败的事实，中国的知识分子终于意识到自身文化的落后。晚清时期，大量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学习人文和科技知识，这些人深深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这种改变也体现在语言文字层面上。由于日本和中国同为汉字国家，日本在改革方面又早于中国成功，因而翻译和介绍日本的科技人文著作便是学习西方的重要途径。久而久之，大量的日本语中介绍西方概念的词彙，被直接当成汉语而进入了中文。当时日本翻译西方著作，中国的京师同文馆也翻译西方著作，但是当时和今天的中国人最终採用了日本的汉字翻译。例如，中国翻译出的“计学”“群学”“玄学”连中国人自己都不接受；相反，中国人还是以日本翻译的“经济学”“社会学”“形而上学”代之。今天的现代汉语中，不少词汇也都来自于日语，而且这种影响仍在持续。例如一些大陆的机场设施和服务，往往冠以“空港”之名。但“空港”是一个日语汉字词。而日文“暴走”“走心”“写真”之类的词彙被今天的中国人接受，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当今日本在文化与文化输出发展上的优势。

所以，海峡两岸语言文字优势的易手亦不应令大陆感到自满，因为华人世界要想在文化上具有自己的特色并发扬光大，则必定要以一个正确的态度对待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传统。有了正确的态度和认识，才能够在纷繁複杂的文化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

文：陈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