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被弟弟和妹妹双双指责其试图违背李光耀遗愿保留故居、滥用政府权力、培植自己的儿子接班时，新加坡政治制度中的美感顷刻间坍塌。诚如新加坡反对党领袖、工人党国会议员刘程强在今年七月的国会演说中所言：“新加坡的国际声誉已经受到影响，一些原本对我们赞誉有加的国家开始嘲笑我们……李家纠纷动摇了国际上对新加坡的信心。国家声誉受损，总理信誉遭质疑，政府威望也遭受打击。”这场风暴之所以能从家族内斗演变为宪政危机，其背后因素乃是新加坡既有模式的发展本身已经积弊重重。

昂贵的消费 艰困的民生

但凡在新加坡工作、生活过的人，都会有这样一个感受：这里的物价非常之高。《经济学人智库》2016年公布的《全球城市生活费》报告中，新加坡成为消费最高的城市。单以交通费而言，新加坡要贵过纽约2至3倍。诚然，根据新加坡官方年初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居民人均月收入中位数从2015年的2500新元增加到2584新元（每新加坡元约为5元人民币），收入增幅为3.8%，但考量通胀因素之后，却低过2015年的5.4%。

这显然不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数据。当香港社会开始聚焦讨论全民退休保障议题时，新加坡民众对行之有年的中央公积金制度的不满情绪却日渐高涨。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新加坡民生的艰难。

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即雇员、雇主要以雇员薪资为基数，存储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未来雇员养老等方面的用途。中央公积金通常有三个账户，一个是普通账户，其资金可用来置业等；一个是养老账户；另一个是医疗账户。平时由政府负责管理国民的公积金，用作投资，同时回馈一定的利息。由此可见，这是一种在非福利主义观念引导下形成的特殊社会保障制度。

中央公积金制度起源于英国殖民时期，但是系统化运作乃是在李光耀时代。日积月累下，这一制度的弊端日益显现。其中最为人诟病的就是制度运作的不透明。新加坡政府从僱主和僱员手中得到了大量的公积金用以投资，但是回报给国民的利润却低于国民的期待和政府早先的承诺。更为棘手的是，公积金的投资方向、用途以及盈利情况，无须向社会负责，引发民众不满。透过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数据，可以看出，该国收入低于中位数一半的国民数量已经高达26%。但新加坡政府对于提早领取公积金一直有严格的规定，后来更是提高公积金最低存款数额，引爆民众怒火。2014年年中，新加坡医生鄞义林发文抨击李显龙政府挪用公积金，引发李显龙控告诽谤。但随后，鄞义林以募款的方式应对诉讼，得到民间热烈响应；更有数千民众集会抗议政府挪用公积金。在一个人口数百万的威权主义国家，这种抗争规模已经不小。

集选区优势不再 反对党来势汹汹

新加坡是一个威权主义国家，但是又有着非常体系化的选举政治。在形式上，新加坡是一个议会民主主义国家，获得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可以组织政府。而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之所以能在选举中连战连胜，与集选区制度有很大关联。

新加坡的议会选举分为单选区和集选区两类。单选区只有一个席位，获得多数票者当选。在集选区制度下，每一个集选区会有数个议席，而每一个参选政党需要组成一个竞选名单，且必须包含少数族裔；某一个名单获得多数选票，就全取这一选区的议席。这种选举制度是在单一选区制度下，应对反对党有可能战胜执政党的情形而设立的。因为反对党难以在不断更动的集选区中，组成足以战胜执政党的候选人名单。因此，新加坡大量的集选区在选举中都是由人民行动党自动当选。反对党也几乎未曾撼动集选区。集选区制度的弊端在于因为赢者通吃，导致国会中执政党与反对党的议席比例和实际得票比例严重不符，扭曲了民意。

即便是现行选制，亦有空间。在2011年的大选中，最大的反对党工人党首次攻下阿裕尼集选区，令反对党席位增加。这是新加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情形。而且在其他选区，反对党即使落败，得票率也不低于40%。2011年的大选，在新加坡有“反风”之称，因为四成的国民将票投给了反对党。执政党的优势已经不再，从那一年起，新加坡的反对党也明显加强了国会监察和问政的力度。包括是次李氏家族内斗风波中，反对党的问政和监察跳脱了家族内部的是非论述，而直指李显龙政府的滥权嫌疑和宪政弊端。可以说，人民行动党已经失去了年轻一代新加坡人的支持，立足草根、立足新世代的反对党在国会中进一步坐大甚至取代人民行动党，只是时间问题。

精英主义神话的陨落

李氏家族的内斗风波将新加坡精英主义的神话彻底打破。星洲政治的有趣之处在于：精英的身份要素来自于西方文明，但行为模式却奠定于东方文化。具体言之，新加坡的精英具有一种共同特质：西方名校、高学历。这背后的潜台词便是广博的视野和眼光，具有全球化的经验。但是，他们在新加坡的行事风格却是东方式的：远离民众，自诩道德楷模，自认百姓家长，比普罗大众更有话语权。东方式的精英思维带来的是特权的合理化、阶层的固定化、社会的等级化。

这样的社会，表面上繁荣、乐观，但由于大众和精英不在同一种文化话语中，冲突的爆发是迟早的事。精英对大众的生活感受停留在冰冷的数据中，同情心和社会和谐是一种施捨式的恩赐。在李光耀时代，新加坡人经历了建国的艰辛，民众和精英都信奉精英主义。但是在李显龙时代，精英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缺乏人文精神、弱肉强食、合理化既得利益的手段。今次李氏家族内斗风波令底层民众发现：原来身处社会顶端的人士，在道德上并不比底层百姓更高尚。可以说，这种精英主义神话的心理幻灭所带来的冲击，将比政党轮替本身更加影响深远。

其实，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并非对社会存在的不满完全无感。2014年5月，新加坡总统陈庆炎在为第12届国会第二期会议主持开幕仪式的演说中，提出了“建设性政治”（constructive politics）的概念，认为政治不能仅仅只是概念，应当具有实质的内涵。其潜台词或许是：反对党及其支持者不能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李显龙当时在解读这一议题时甚至表明：建设性政治要求国家应当由操守和品格高尚的人领导。可见，威权体制的捍卫者们非常明白道德在政治中的意义。但家族内斗风波，恰恰损害了这种道德光环。

不少国家羡慕新加坡的体制，认为威权可以确保稳定，带来社会的进步和繁荣。但这些威权体制的信奉者们忽略了一个根本事实：新加坡的威权乃是建立在开放和议会政治的基础上；换言之，一个有国会，有选举、有反对党、奉行自由市场的威权体制，绝非封闭、僵化的威权体制所能比拟。也正是因为新加坡威权的开放性，令其必有一日会步入终点。李氏家族内斗风波的影响是巨大的。或许是为了平息公众疑虑，李显龙的儿子已公开表示自己无意从政。这一事件在事实上已经宣告李氏家族第三代接班的可能性完全消失。一直以来，新加坡模式被不少发展中国家视为学习的典范。但是，任何威权制度都会有寿终正寝的一天。威权制度出现的历史土壤是外部环境恶劣、国家遭遇危机时，一种非常状态下的非常手段。在非常状态下，民众视政治领导人为绝对意志的领袖，领袖的合法性来自于自身廉洁奉公的道德修为，以及卓著的执政成就。这二者中的任何一个消失了，就意味着威权体制的终结。从这个意义上看，新加坡的社会变革已为期不远。

文 陈汇（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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