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东南郊的马恩河和塞纳河交汇处，有一座典型的中式建筑，站在河对岸就能远远望见它黄绿相间的琉璃瓦顶，仿造汉白玉效果的石栏和台阶，这就是被巴黎华人界称作“小故宫”的“中国城”饭店。除接待源源不断的中国旅行团之外，这裡是承办巴黎当地各类华人华侨社团聚会、仪式的首选地。“社团生态”几乎是海外庞大的华人群体彼此联络最重要的纽带。笔者在这里参加了一场普通的法国华侨社团聚会。

浓浓中国风的餐厅菜式

走进酒店的大堂，除了偶尔鱼贯而入的一大车旅行团成员，看不到太多往来的住客。和法国酒店的风格完全不同，打扮朴素的前台服务员操著略带乡音的普通话，并不会热情主动地打招呼。以“北京”“上海”等地名命名的宴会厅，装潢和国内中小城市的普通饭店相差无几：红色的绒布椅子，铺着白色桌布的大圆桌，正前方是一块铺着红地毯的舞台，循环播放的背景音乐和大多数国外中餐馆基本一致，都是怀旧风十足的中文流行歌曲。通常的情况是，晚宴由司仪开场营造气氛，继而社团主席、中国驻法国使馆秘书、来宾代表依次上台讲话，再以一张大合影结尾。

笔者参加的这场由浙江华人华侨联谊会组织的宴席，主题是欢迎浙江丽水市的一位区长来法交流。一区之长获得如此高规格待遇，主要是因为丽水是浙江著名侨乡，父母官一行带来了家乡最新的发展资讯，也关系著在座各行各业浙商投资的机遇。

晚上十点，日落余晖洒在塞纳河上，照亮了餐厅。如果不是窗外的景色，很可能会恍惚自己正身处国内。正餐的第二道菜几乎还没吃完，宾客间的推杯换盏已经开始。彼此喝做一团的过程中，大家以熟悉的方式畅叙乡情，结识乡亲，探讨着可能的商机。

在晚宴的主桌之外，通常设有一桌“华文媒体记者席”。他们是将这些“聚会”正式发佈出去的主要渠道。一桌子江浙菜、粤菜或湘菜，是记者们一天的额外收穫。大家的职责是记录下内容雷同的发言，充当好摄影师和摄像师，保证不落下每一个出席者的头像以及一张完整的大合照，剩下的时间就是讨论到底是昨天晚上的生蚝更好，还是刚刚吃掉的更新鲜。而在巴黎的华人社团间，这样的聚会几乎每天晚上都在进行。

汉语方言比法语更管用

法国拥有全欧洲最大的华人社群，但确切数量始终无法统计。据法国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数据，法国华人数量在80万至100万之间，其中大部分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来自东南亚的华人移民和中国浙江、广东的移民。而这其中，活跃在巴黎的中国华人社团数量多达上百个。例如“法国华人华侨会”这样的侨团“老大哥”，每年的换届选举，都会成为华人界的大新闻。

在法国没有专门的唐人街，但巴黎市中心的“手工艺街区”因接收一战时为法国服务的温州籍劳工，慢慢变成最早的移民聚居区。在约有18万人口的巴黎“十三区”就聚居著4到5万华裔居民。当游客从巴黎南部的意大利广场地铁站出来，就已经进入了“唐人街”。这裡的中餐馆鳞次栉比，小商铺裡提供著各种价格实惠的“中国製造”。买卖之间，粤语、温州话比法语更实用。

法国的华人社团最早成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它们的宗旨多是“服务侨胞”“爱国爱乡”“促进中法友谊”。随著旅法华人的队伍不断壮大，又根据不同行业分为商会、贸促会、互助协会、维权协会等形式。根据地域不同，又分为潮州、温州，以及原属于温州的青田和福建等派系，以会馆、老乡会、联谊会等名称组织在一起。

如果追溯历史，1684年法国皇帝路易十四接见沉福宗，被认为是法国第一次和中国人相遇。之后的19世纪末法国高速城市化阶段以及一战期间，吸引了大批中国劳工。到20世纪初，学生和公籍人员开始较多地出现在法国大城市。

虽然法国华人社群绝对人口数量仍处于西班牙、葡萄牙、北非、西非等地移民之后，但是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逐渐改变了华裔族群的面貌。

第一代华人移民通常给人以低调、谨慎行事、很少公开发言的印象。他们大多在制衣和餐馆行业工作，甚至许多没有身份，法语表达很差。但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华人以吃苦耐劳的精神，借助中欧商业网络的成熟，在欧洲日常物资经济的流转中，佔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这一过程中，侨界社团的凝聚使得华人聚居区不断扩大，社会地位也随之上升。原来马格里布人控制的批发市场，因为中国华人而发生了变化。比如在巴黎北郊因城市搬迁而废弃的欧贝赫维利耶（Aubervilliers）工厂区，被华人改造成为欧洲最大的纺织品进出口平台，并成为巴黎第二大华人聚集区。

社团的发展在与中文媒介的相互促进中生长壮大。对于“生长”、发行在当地的华文媒体，华人华侨社团的动态是本地新闻中最核心的部分。除了收集翻译法国或者欧洲本土的重大新闻，事无巨细的社团动态占据着每天的固定版面，使得社团的运作走向台前，并将彼此毫无关联的圈子联系在一起。

侨团组织华人维护权益

当然，侨团的日常并不纸是迎来送往、觥筹交错。

日益严重的治安问题，是华人群体在法国面对的最大威胁之一。长期以来，亚裔面孔的游客一直是巴黎小偷们的目标，而从2008年左右开始，旅法华人因喜欢携带现金，遭遇抢劫多不敢报案而日益成为非洲裔的抢劫目标。以至于流行著这样一句玩笑：在巴黎有两类华人，一类是已经被抢劫过的，另一类是即将被抢的。

2016年8月，49岁的华人裁缝张朝林在路上遭到3名北非裔青年暴力打劫，送医不治后去世。这起事件就发生在有上万华人的巴欧贝赫维利耶，旅法华人积压多年的不安全感和不满由此爆发。9月4日，多个华人华侨团体组织万名华人聚集在巴黎共和国广场，抗议针对华人社区的犯罪行为。这场游行引发法国主流媒体关注，“华人彻底被激怒了！”这是继2008年4月19日巴黎“反藏独、保奥运圣火”以来的最大一次华人游行。

而在今年3月26日，56岁的中国籍浙江男子刘少尧在巴黎家中遭警察入室枪杀。更加大规模的华人示威活动持续了三天。法国侨界对于警察击毙华裔事件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写道：“对于这件警察击毙我同胞事件，我们作为法国华人华侨社团感到万分悲痛和愤怒。唇亡齿寒，我们所有同胞要以坚定的信念团结在一起、荣辱与共、生死同心，不仅要为遇难同胞讨回公道，更要为我们华人群族在法国立于不败之地，勇敢地衝在维护我们全体华人不受侵犯的第一线……”

与此同时，在各种华人公众号和微信圈，对于法国治安状况、警察治安问题的批评，对各种偷窃、抢劫的抱怨，以及法国主流社会对华人社群问题与诉求的漠视……诸如此类问题的讨论热度开始上升。

在华人社群要求更多“人身安全和应有权利”的过程中，社团的运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16年，在声势浩大的 “9.4”游行中，有专人设计印有口号的T恤衫，有企业主或小店主自愿贡献游行引导车，300人左右的志愿者安保队伍由外籍军团退伍华人协会指导，在游行前进行了专门训练。今年3月刘少尧事件发生后，除了组织游行、静坐等活动，华侨团体为刘少尧家人聘请律师，组织社会捐款安抚家人情绪，并多次与使馆沟通，从外交层面敦促法国警方查明事实真相，连法国警方也表示，“对华人社团爆发出如此规模的示威抗议感到吃惊”。
华人新生代融入法国政治

作为反暴力游行等多次运动的主导者，法国华裔协会、侨界商会等团体已经利用这次游行作为华人社群的社会运动遗产，在法国主流政治和社会舞台更加活跃。

除了维权社团的奔走壮大，新一代年轻华人已经不再满足于在华人社群内部展现影响力，开始参与法国社会的公共治理。目前，已有数人已经进入巴黎的区政府任职。刘少尧被杀所在地的巴黎19区副区长王利杰，就是在历次华人维权运动中积极奔走的年轻华人律师。

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今年七月，陈文雄历史性地成为首位进入法国国会的华裔议员。祖籍广东普宁的陈文雄，1975年跟随父母移民法国，其父正是已故著名侨领、华人企业家陈顺源。陈文雄也是从华侨社团起步，逐步登上政治舞台。他继承了其父于1986年在巴黎创办的潮州会馆——至今仍是全欧洲规模最大、会员最多的同乡会。其后，陈文雄在2008年当选巴黎市亚裔聚集的13区副区长，2014年获选为巴黎首位亚裔市议员，2015年出任法国亚裔高等理事会主席。

在常年关注华裔社群的学者陈振铎看来，从民族情绪宣洩到主张权利政治，法国华人新生代，以街头行动融入了法国的政治传统。这背后是新一代移民同法国主流社会更加紧密的联系。而法国媒体的评论也认为，年轻一代的中国移民，一改过去低调形象，更愿意站出来表达诉求，他们是推动华人融入法国的动力。
本刊驻法国特约记者步潇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