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代英

2017年4月29日，是恽代英同志牺牲87周年。他曾经说：“我身上的磷，只能做四盒洋火。我愿我的磷发出更多的热和光。我希望它燃烧起来，烧掉古老的中国，诞生一个新中国。”今天，他勇于牺牲、勇于奉献的忘我革命精神，依然是激励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继续开拓奋进的一颗“永不熄灭的火种”。

追求真理信仰的火种

恽代英，祖籍江苏武进，1895年8月生于湖北武昌。他出生那年，腐朽至极的清王朝在甲午战争中战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900年，八国联军打入京城，又迫使清王朝签订了堪称中国历史上奇耻大辱的《辛丑条约》，中国完全坠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

恽代英曾说“有希望之人，如黑地有灯”。他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在武昌中华大学读书时就是一颗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火种”。

那时，恽代英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只能从所受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吸收营养，从中寻找救国救民的办法。他将个人的修养和道德与国家命运联系一起，希望“天下之人……无言权利，无言竞争，举天下之贫富贵贱”，都服从于“义务之说” “使道德有进化无退化，以早期黄金世界之实现也”，因此，他十分强调要“凭藉培植民德，衰杀其野心”“以二、三十年教育之力，即足达此境”“如能实行，功效胜革命万倍也”。

1917年10月，恽代英在武汉和同学一起创建了“自助助人”的爱国主义团体“互助社”，他们立下决心，要尽自己所能尽的力量，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他还执笔制定了互助社的“戒约八则”，并要求社员“如对人不得加以鄙俗称呼；非不得已不用外国货；不可不用正当方法助人或求助于人；对于国事不可旁观亦不可徒存悲观等，社员所每饭不忘者也”，这些认识和实践寄托了恽代英救国救民的美好愿望。

然而，现实将恽代英的这些美好愿望击得粉碎。帝国主义亡华不死之心以及《民四条约》的签订，使恽代英猛然惊醒：“祖宗辟闢居此土，垂数千年，声明文物之剩，为全球所敬仰。顾今日为三岁小儿以播弄……诚可耻之极。”

五四运动时期，他积极带头撰写、印发传单，并发表“武昌学生团宣言书”，号召罢课、罢工、罢市，并代表武汉中等以上全体学生执笔上书北京政府、公函湖北督军省长、组织学生联合会，宣传民主与科学精神，成为了华中地区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也正是五四运动的洗礼，恽代英对于救国救民的道路也有了新的认识：在内忧外患的半封建半殖民的国情下，无论是道德救国，还是教育救国，都是一条走不通的路。经过认真学习和反复的实践比较，恽代英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他就像一颗火种，照亮了人们心中追求真理的愿望。

五四运动后，恽代英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新学说，并于1920年春在武汉创办了利群书社。书社有《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新青年》《新潮》《劳动界》等进步刊物，是武汉和长江中游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想的重要阵地。1920年4月，他受少年中国学会的委托在编辑《少年中国学会丛书》时，将“马克思及其学说”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同年10月，他翻译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部分章节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并在《译者志》中，对恩格斯作了专门介绍，促进了中国人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与生平的了解。

1921年 1月，恽代英受陈独秀委托开始翻译考茨基的《阶级争斗》一书，在翻译该书过程中，他深受教育，成为了一个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阶级争斗》由新青年社出版，在中国首次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影响巨大。毛泽东后来曾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说，他自从看过《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和《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之后，便确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无论面对何等艰难困苦，心中那颗火种指引的航向，从此“就没有动摇过”。

1921年7月中旬，恽代英召集受利群书社影响的24位进步青年在湖北黄冈聚会，宣佈成立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革命团体——共存社。并制订了其宗旨：“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的”。共存社的宗旨明确承认阶级斗争，拥护无产阶级专政，以实现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这与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基本精神一致。不久，恽代英便加入了刚刚成立的、寄托了他对真理信仰的中国共产党。“当年恽代英同志在湖北的地位和作用，大致相当于当年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的地位和作用。”（易礼容：《追忆代英》），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之一。

统一战线工作的火种

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恽代英，对中国的前途命运、道路问题，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1922年6月，他在《为少年中国学会同人进一解》中说：“旧社会的罪恶，全是不良的经济制度所构成的。舍改造经济制度，无由改造社会。”而对于改造社会的方法，“无非是破坏”， “惟一武器”就是“群众的集合”；我们的责任“是要冷静、周到、敏捷、决断的指导群众。”面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恽代英认为：“加入民主主义联合战线政策殊有意义。”而要联合的对象是“孙中山及国民党中少数坚贞君子”，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他提醒说“借此改造国民党，借此联合一般真诚热心于民主的人向恶势力奋斗，因以握取政权，为无产阶级专政树立确实根基如俄国前例。”他的这些认识，把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目的以及领导权的原则问题都指明了。

1922年10月，恽代英到四川泸州川南师范任教，先后担任教务主任、校长等职。他在该校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组织进步学生学习《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在此基础上，他又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为在四川发展革命力量奠定了基础。

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大会坚决接受中共“三大”确定的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决定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恽代英当选候补团中央执行委员，并和刘仁静、林育南、邓中夏组成团中央局。同年10月20日，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创刊，恽代英任主编。他在《中国青年》设专栏介绍马克思列寧主义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并亲自撰写了近200篇文章和通信在该刊上发表，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针砭时弊慷慨激昂的呼声让无数颗年轻的心随之萌动，是引领整整一代青年投身到救国救民革命道路中奋进的“火种”。

1923年10月，恽代英通过强有力的辩证分析，指出“中国在先进工业国之下，已成为经济的隶属关系”。他认为：“中国亦必化为工业国然后乃可以自存”。同年11月3日，他在《中国青年》上再次撰文指出：“我听说麵粉公司尽可以有多余的麵粉，他们的隔壁仍然常会有饿死的人。纺织工厂尽可以有多余的布匹，他们自己的工人，都不容易穿一件完全的衣服。”为了改变这种经济制度，实现革命的胜利，他积极宣传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意义。1923年11月，他在《论三民主义》一文中，再次强调：“全体中华民族，都是一样的需要脱离外族或不良的治者阶级的敲吸剥夺。”

1924年1月5日，在国共两党即将达成合作之际，恽代英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充满了乐观，因此，他不仅希望“大家多注意研究切实的革命计划”，而且他还期待大家多研究“建设政策”。他对教育改造社会的理解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要为今天的中国和未来的“共产自由社会”办教育；对中国革命后的经济建设政策，他认为：中国比俄国更落后，“要改变社会的经济状况，军事胜利以后革命的党，还需靠合当适的经济政策，以巩固新政府的基础，同时，亦需预防旧势力的反动”，吸取历史教训，防止“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同时，他强调指出：“解决中国的问题，自然要根据中国的情形，以决定中国的办法。”这足见其思想的科学！

同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国共第一次合作顺利达成。1月31日，恽代英被指定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秘书。这期间，他肩负党的期望，在统一战线事业中竭力发展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的力量，竭力发展工人与青年学生的革命势力，与国民党右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致力于国民党改组，努力宣传民主主义的革命纲领。

唤起国民革命的火种

国共第一次合作以后，恽代英不仅积极维护国民革命统一战线，而且对中国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进行了阐述。他指出：要革命能成功，有两件事不能不注意，第一，我们必须唤起全部被统治阶级加入革命，然后我们才有力量打倒统治阶级；第二，我们必须有适应于改变的社会的主意与策略，以掌握政权，否则，革命以后还会有别的“变乱”。实践证明，恽代英的认识是有预见性的。

同时，他通过实践，不断深化了对中国革命的基本势力进行的分析，明确了进行国民革命的主要力量、领导核心、政策把握的指导原则等重大问题。他认为“我们只有唤醒而组织农人工人，才可以得著切实的革命力量”，领导进行这一革命的力量应该是一个真正革命的党。1924年11月，他在《中国青年》发表了《怎样进行革命运动》一文，明确指出这个“党应当是在各种民众中的进步分子所组成的”，他说“一切被压迫的农工商学兵民众中都可以有我们的党员……他们便有能力号召几十万乃至几百几千万的民众；这样，为什么怕全国一致的革命不成功?”

针对革命中遇到的强大的干涉、压迫中国的外国势力，恽代英比较具体地分析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嫉妒衝突”的矛盾、帝国主义与本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明确指出“帝国主义是一戳便穿的只老虎……，所以中国的革命一定在世界革命中间完全可以成功。”这些深入浅出的分析，坚定了当时人们对中国革命的必胜信念。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恽代英高声呼吁：要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遗志，要防止革命阵营的分裂，要遵守“革命党的纪律与防止右倾”。他还客观地指出：“一个真正注重无产阶级利益的人，不应因为国民革命而否认中国有无产阶级专政之可能，更不能因为国民革命而反对阶级斗争。”体现了他坚定的政治立场。

1925年5月15日，因日本人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中共中央决定5月30日组织上海市民举行反帝大示威，恽代英为示威总指挥。“五卅惨案”发生当晚，恽代英出席了中共中央的紧急会议，会后立即动员学生积极参加宣传工作和募捐活动以支援工人的罢工斗争。他领导的全国学生总会和上海学联党团组织派人赴各地做“五卅惨案”的报告，动员各地学生与市民共同开展爱国反帝运动。

“什么是革命的势力，什么是反革命的势力，在五卅运动中间，都显然呈现出来到每一个有眼睛的人的面前了。”恽代英通过五卅运动进一步指明： “革命的青年，认清楚谁是你的革命的伴侣，谁是你的革命的仇敌罢！不要丢了你的革命的伴侣，却只是等候那些反革命的‘士商阶级’出来领导革命！”“只知专力于阶级斗争，这是左派的幼稚病，无论你是属于什么主义什么党，这种态度都是根本错误的。”

五卅运动后，他更进一步强调：“资产阶级做事，只问于自己的利益有何关系……无产阶级善于应付则可以合作而不牺牲自己的利益；苟不善于合作，纵拼命牺牲自己利益，在资产阶级达到他们自己的利益之时，仍旧不会与无产阶级合作以反抗帝国主义的。”

实践证明，恽代英的这些认识和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通过这些革命实践，1926年1月，恽代英在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他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如果国民党“丢了三民主义，我便要反叛起来，这是没有什么客气的。我的入党是因为想做官吗？想认识某要人吗？我完全是因为国民党能反对帝国主义、军阀，为被压迫农工利益而奋斗所以来的。”“如果你说我是共产派，我这个共产派便是这样主张的。”同年2月6日，他在《黄埔潮》撰文又指出：“产业无产阶级”是“最容易觉悟的革命势力，遂成为最富于革命性的阶级力量。”这说明，恽代英国民革命的思想是彻底的，是先进的，也是正确的，是唤起和引导国民革命向正确方向发展的一颗重要的“火种”。

军队政治工作的火种

1926年5月，恽代英受党的指令，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主任教官，同时他还受组织安排担任黄埔军校中共党团书记。

期间，他特别重视纪律建设。他指出：“我们为了革命，必须要用严格的纪律建造起我们的铜墙铁壁，使反动派无机可乘。”“只有严整的纪律，可以保证团结精神统一意志的成功。”

同时，他特别重视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他认为是要引导正确的政治方向，他指出：“我们军队中政治工作要注意的，第一点是要确定我们要引导他到哪一个地方去。” 因此，必须要培养“在军队中做政治工作的人才；如党代表、政治指导员及政治部工作人员。”

另外，他特别重视群众工作。根据第一、二次东征和当时北伐的实践，他总结说：“因为有政治工作，能得到一般群众的同情拥护，亦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故党代表在军中的关系，非常重大。”他还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训练班上发表“组织群众与煽动群众”的演讲，强调群众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及其重要性：“群众是我们革命的基础，革命运动的成败，完全要看群众运动的基础如何。” “没有群众，我们便不能胜过敌人的一切压迫，只有合群众的力量去应付，方才是有把握的事。”

1927年初，恽代英奉命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工作，任政治总教官。此时，蒋介石反共的面目进一步暴露。恽代英与毛泽东、董必武等一起，团结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等与蒋介石进行了坚决斗争。1927年3月10日至17日，为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常务委员制，实行集体领导，恽代英任军校常务委员，具体负责军校的日常工作。这实际上撤消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职务。同时，还“裁撤”了蒋介石把持的军人部，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武汉当时在全国的革命中心地位。

不久，蒋介石彻底撕下了偽装的革命面纱，发动“四•一二”政变，毛泽东、恽代英等共产党人，联合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等四十名国民党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联合发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名讨蒋通电》指出，如不去蒋介石此“民众之蟊贼”“革命群众将无噍类”。1927年5月初，恽代英在军校内实行改革，“每队加设一指导员，选择政治观念较好一点的人来担任……指导员的责任，是代替政治部做工作……他的地位与区队长差不多，于必要时可代替区队长”。这个“指导员”的设置，已经隐约看到后来人民军队“支部建在连上”的影子。军队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1962年，朱德曾指出:“研究党的军史时，应当从这个老根上研究起。”因此，完全可以说，恽代英关于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和实践，是人民军队后来创立和发展历程中政治思想工作的一颗“火种”。

同时，他坚持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5月13日，本来受武汉国民政府命令拱卫武汉西部防线的重要力量夏斗寅部叛变革命，发出反共“元电”，并在四川军阀杨森的配合下开始向武汉进攻。这时武汉国民政府的主力部队正在河南一带作战，武昌防备空虚，形势十分危殆。5月18日，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组编的中央独立师，随武昌卫戍司令叶挺指挥的24师72团和25师75团前往平叛，恽代英担任中央独立师党代表，他“戴着眼镜，穿着布军装，打着绑腿，走在队伍前面”，与师长侯连瀛和叶挺部紧密配合，率部经过激烈作战，取得了平叛的胜利，武汉局势暂时缓和。

但伴随着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的“马日事变”和汪精卫与冯玉祥的郑州会议后，革命形势仍极具恶化。

中共中央军委十分重视武汉军校这支武装力量，军委书记周恩来、秘书聂荣臻经常到军校与恽代英一起商讨对策。7月13日，经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第4军总参谋长叶剑英与第2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多次交涉，武汉中央军校被张发奎改编为第2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全团的教育和行政均由实际上由中共地下党组织所掌握的中国国民党党部领导，团党部执行委员和各连(队)党部执行委员，多为中共地下党员，团内还有100多名没有暴露身份的中共党员。有著较强政治思想工作基础的军官教导团，实际上是为中共保存了一颗创建人民军队的不可获取的“火种”。
领导武装起义的火种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开始“分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在革命遭受严重失败的极其严重的形势下，“要不要坚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恽代英等党的领导人以武装起义的实际行动，对“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作出了初步而又明确的回答。

7月23日凌晨，恽代英离开武汉后到达九江。迫于张发奎在汪精卫的拉拢下决心“清共”的严峻形势，7月27日，由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谭平山、彭湃为委员组成前敌委员会，决定7月30日起义。当日，张国燾传达共产国际7月26日给中共中央电报精神并企图阻止起义。30日清晨，张国燾在到达南昌后召开紧急会议，当时他还对张发奎等人抱有幻想，又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来电的内容，称起义若无成功把握则不可进行；如果一定要进行，也要徵得张发奎的同意。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恽代英当场就对张国燾拍了桌子，并坚定地支持周恩来、李立三的意见，他愤怒地对张国燾说：“如果你要继续动摇人心，我们就把你开除出去!”张国燾后来回忆这一段历史的时候说：恽代英“坚持暴动，显然积压已久的愤恨到此时才坦白发洩出来……我也佩服他这种坚毅精神”。31日，前委再次召开会议，最终决定8月1日凌晨举行起义。

8月1日凌晨，伴随着清脆的枪声，起义部队2万余人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歼灭敌人3000余人，占领了南昌城。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它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

8月3日，起义部队按照中央原定计划撤离南昌，南下广东，目的是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然后再重新进行北伐。在南征途中，本来组织上分配给恽代英一匹马，但他却总是把马让给体弱和生病的同志骑，自己扛着背包，拿着雨伞，和普通战士一起步行。

10月2日，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遭到国民党粤军伏击。恽代英、李立三、叶挺、聂荣臻和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安排护送患病的周恩来撤离到安全地方后，从海边甲子港乘船抵达香港，从事地下工作。

1927年11月17日，粤、桂军阀为了争夺地盘爆发战争。同日，恽代英在发表《冬防》一文，号召：“穷苦的人们起来罢！”“若是没有衣服穿，向那些平日收租的人家去设法罢！若是没有法子过年，向那些平日重利盘剥的债主人家设法罢！用群众的力量没收他们的财产，分给穷苦的人民。”

此时，粤军张发奎部主力调离广州，广州城内兵力空虚。根据中央指示，张太雷11月26日主持召开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作出了立即发动广州起义的决定。在香港主持常委工作的省委秘书长恽代英收到张太雷的会议情况通报后，立即转报中共中央。中共中央12月5日复信：“关于广州暴动的计划，中央赞成。”为了组织领导起义，恽代英于12月初从香港回到广州，专门负责宣传、起草苏维埃政府各种文告。12月6日，张太雷、恽代英和杨殷、吴毅、周文雍、陈鬱等召开省委常委紧急会议，决定了起义的军事行动、力量部署和日期、起义后成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和各部门的人选等问题，恽代英还亲自起草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告民众》《广州苏维埃宣言》等重要文件。

12月11日凌晨，起义部队总指挥张太雷在誓师大会上作了简明扼要的动员，并宣佈：叶挺为起义红军总指挥，叶剑英为副指挥，徐光英为参谋长。随即，叶挺下达起义命令，恽代英随教导团第一营进攻广州市公安局。11日黎明前占领公安局，恽代英命令打开监狱，释放政治犯。整个起义进展顺利，敌人全线崩溃。

11日凌晨，广州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苏兆征任主席 (张太雷代理)，恽代英任秘书长。叶挺任红军总司令，恽代英任红军党代表，叶剑英任副总司令，徐光英任参谋长，张太雷任总指挥。广州起义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和实行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广州起义震惊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它们联合起来疯狂地向新生的广州苏维埃政权反扑。12日午后2时许，总指挥张太雷遭敌人伏击牺牲。广州起义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最终失败。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标志着党“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到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的紧要时期。”恽代英参与领导了这三大起义中的两次起义，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中一颗燎原的“火种”。

割据政权建设的火种

三大起义都遭遇挫折而失败了，在白色政权包围中，苏维埃政权在中国能否实现苏维埃革命的胜利呢？1928年，恽代英对这个问题做出过深入探讨，同年3月12日，他在《苏维埃的建立》一文中指出：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战，为要促成苏维埃革命的胜利，下列三件事是必须注意的：

“只要能够将一乡的敌人势力驱逐消灭，便要即刻为那一乡建立乡苏维埃。”“先建立区苏维埃、乡苏维埃，比先召集权限代表会议成立县苏维埃，它的基础更坚实巩固些。”体现了“枪桿子裡面出政权”的意味。

“在一县一省或某一割据区内，虽然我们还没有能力完全驱逐消灭敌人，我们可以在暴动已获胜利地方，先建立起县、省或割据区的苏维埃，以号召在它范围内的工农兵贫民群众。”这已经有了“武装割据”的涵义。

“便是在敌人的势力之下，组织苏维埃亦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对于暴动，亦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越能扩大苏维埃的组织，便可以越有力量号召群众暴动，而且越可以保证暴动获得胜利。”清晰辩证地说明了组织苏维埃可以促进苏维埃革命胜利。

恽代英不仅在文中指出了“怎样促进苏维埃革命的胜利”，而且还详细阐述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意义、苏维埃制度的优点以及苏维埃政府的内部组织和内部职责，并对乡、区、县、市、省或割据区的各级苏维埃建设架构进行了设计。如在省或割据区一级：苏维埃会议代表应是“三百人以上”，由所属各县、市和各行业工会及产业直接选举产生，每三个月召开一次会议。在此基础上选举产生“七八十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每月召开一次会议，并继续在执行委员会的基础上选举产生“九至十三人”的人民委员会，“每日开会讨论决定一省或割据区域的各项事务。”这些内容，已经有了后来中共各级政权的影子。

1930年2月15日至20日，恽代英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帮助和指导中共福建省委在厦门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分析了全国总的革命形势，强调了党在白区的工作应利用合法的形式展开斗争，不能盲目暴动；应深入与扩大土地革命，在游击战争中建立和扩大红军，巩固党对红军的领导，向敌人统治力量较薄弱的闽南发展等，并通过选举成立了新的福建省委。

会后，恽代英到闽西苏区视察。他通过广泛接触贫苦农民、红军指战员和苏维埃政府各级干部，对在国民党重兵围剿下仍能生存的“朱毛土共”建立的闽西苏维埃割据政权给于了高度肯定和支持。

恽代英用他独特而又极具激情的文笔在《请看闽西农民造反的成绩》一文中写道：闽西现在的革命不是蒋介石打倒张作霖、吴佩孚，汪精卫革蒋介石的命那样的革命，闽西农民是“要造反，他是要闹一个天翻地覆，把全世界翻转过来”，接着恽代英从四个方面论述了闽西在朱毛红军领导下的革命成就：

一是“赶走了国民党”。“闽西的农民把他们那裡收租的地主土绅一起都打倒了”，而且，他们武力打跑了国民党的官府，他们的革命是彻底的革命。

二是“成立了苏维埃政府”。贫苦农民自己当家作主，“好比从地狱走上了天堂。”

三是“土地归农民”。“将地主、绅士的田地拿出来给佃户与贫苦农民分”。

四是“分土地的方法”。“多半是拿各地人口与田地平均分配”，根据实际情况，闽西农民还设法进行了相关改良，“并举行农产品展览比赛，鼓励大家发达农村生产”等。

恽代英还对闽西的苏维埃政权提出了建议：“群众的创造力还未能充分发展，苏维埃一切政治设施还表现很多自上而下的精神。”他说：“党不仅是要帮助群众发展自己的意见，而且要帮助群众自己做，这样便可以使苏维埃的群众基础更为巩固。”恽代英并客观地指出：“工农群众在国民党长期统治与欺骗宣传下，现在还是第一次建立自己的政权，自然不会一件件事情都做到尽善尽美的，工农群众现在已经有机会自己试验，自己批评，并且随时改正自己的缺点。”他最后号召说：“只有苏维埃政权是工农群众自己的政权。全中国工农群众都应当起来为苏维埃政权奋斗。”

可见，《苏维埃的建立》《请看闽西农民造反的成绩》和《闽西苏维埃的过去与将来》等文章和《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相得益彰。实践证明，恽代英和毛泽东一样，都是对武装割据、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政权，是革命道路开闢探索中一颗闪亮的“火种”。

激励实现梦想的火种

1930年，因反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而受打击，恽代英调任上海沪东区行动委员会书记。5月6日，在怡和纱厂接头时被捕。1931年4月29日，恽代英在南京监狱中遭杀害。牺牲前写下了：“浪跡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的不朽诗篇。恽代英一生短暂，却著述等身；他虽然只是一颗火种，却光耀千秋，永不熄灭。究其原因，在于他深邃的洞察思想和无限的精神力量。

恽代英具有坚定跟党走的崇高理想信念。他在寻找救国救民道路的探索中逐步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当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恽代英坚信革命的失败只是暂时的挫折，他豪情满怀地说 “年轻人！有决心干三十年革命，那你不过五十岁。接着再搞三十年的建设，你不过八十岁。我们的希望，我们理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恐怕也实现了。那时的世界多么美妙！……为了我们最崇高的理想，我们是捨得付出代价的。”1930年5月，因“左”倾盲动主义导致革命出现最危急的时候，他对妻子沉葆英说：“眼前，是蒋介石用血手製造的人间地狱。要摧毁这座地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想，血是不会白流的。革命志士的血，能够增长同志的智慧，擦亮勇士的眼睛。但愿人们能够从血的代价中很快地醒悟过来，我们的事业还是有希望的。我为此而献身，也是死得其所！”

恽代英具有真挚的爱国救国情怀。1918年6月，他发表“力行救国论”，要同学摒弃只说不做的恶习，指出救国不在言谈，贵在力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恽代英发表了数以千计的文章，唤醒国民的爱国意识，宣扬马克思主义并对形形色色的错误救国言论进行了深刻批判，号召了无数青年投身到了革命的洪流之中。

恽代英具有善于学习和创造的实践精神。他十分注重实践，一贯反对不着实际的空谈。恽代英指出：夫墨守古训犹古人奴隶，力求西学犹西人奴隶，不得为真学者。说的就是学习脱离了时代要求、背离了具体国情都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效果。不解决真正的问题，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学问”。他以极大的创造力，致力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国情，积极探索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道路。

今天，斯人已去，但精神不死。每逢展阅其300余万字遗著，就能感悟到他的薰陶，使人如见先烈，“勇气倍增，斗志弥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恽代英是一颗“永不熄灭的火种”。他崇高的理想信念和忘我的革命精神，一定能够薪火相传、代代永续，他的革命文献，一定能“成为教育革命后代的生动教材，在新长征的大路上，继续发出灿烂的光辉”，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续写壮丽美好新篇章，指引前进方向提供强大的动力！
文：申富强，恽铭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