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改革开放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文化发展的新时期。“文化大革命”的终结，让长期处于寒冬状态的文学进入了春天，十年的禁锢与压抑积聚起惊人的能量，改革开放给这些能量提供了爆发的契机，老中青三代作家整装上阵、同时发力，巨大的能量“瞬间”释放，激情的熔岩像火山般喷发出来。思想的解放，禁区的突破，各种思潮不断涌现，极大推动了创作的繁荣，文学似乎在刹那间成了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它带来的意外惊喜、引发的强烈震撼令人始料未及。文学当之无愧地成为当年思想解放的排头兵，其强烈的轰动效应，使其一度成为时代的宠儿。
尽管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文学开始回归到原本常态。然而，处在历史大变革的年代里，文学思潮与各种社会思潮激荡碰撞、交织互动、此消彼涨，依然构成时代变革协奏曲中独特而优雅的文化和声。回眸并钩沉文学创作生产中出现的一系列热点问题，对于了解中国新时期文学波澜壮阔的发展历史，是个很有意味的课题。

“伤痕文学”以《文汇报》1978 年 8 月 11 日发表的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而得名。《伤痕》与此前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一道成为“伤痕文学”中最富盛名的代表作。此外，还有像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1979年）、郑义的《枫》（1979）、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1980）、张贤亮的《牧马人》（1980）和《灵与肉》（1981）、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1981）、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1981）等，均以反映特定历史阶段源于政治谬误导致的个人不幸遭遇以及表现个人内心的情感创伤为主要内容，表现荒谬的“文革”政治对国民精神的愚弄、理性被放逐的现实，表现个人的追求、理想被极端的政治运动所吞噬，表现最基本的人伦情感——爱情、亲情被荒谬的政治扭曲的痛苦情绪记忆。这些作品一经发表，迅速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伤痕文学”创作热潮。

“伤痕文学”，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历史起点，成为新时期出现的第一个全新的文学思潮。它的重要贡献在于：过去文学作品中被禁止的个人生活、个人情绪、个人感情、个人思想获得了表现空间。人们压抑已久的对于“文革”的愤懣情绪得到了决堤式的宣洩，极左路綫摧残人性，造成了社会的畸形状态，个人权利被剥夺，个人尊严被践踏所带来的个体的痛苦记忆等，都在提倡思想解放的背景下，借助文学创作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表现。伤痕文学首先实现了文学对于阶级斗争思维模式的超越，并在此基础上，使文学与现实精神本质的一致——文学真实的精神得到了恢复。有人认为，伤痕文学作为新时期第一个全新的文学思潮，其“新”表现在：文学融入到波涛汹涌的中国当代社会的思想解放的洪流之中，实现了对“文革”这一森严禁区的重大突破，产生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前所未见的社会轰动效应。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编织了众多悲欢离合的故事，描绘了众多鲜血淋淋的场景，对长达十年的大动乱对中国人民造成的肉体摧残、精神创伤，给予了“字字血、声声泪”的强烈控诉，形成当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悲剧高潮。这一悲剧意识，从此成为新时期的“原色”之一。它的“新”还在于，文学第一次走在了政治的前面，第一次显示了文学的独立品格，实现了文学的自我回归。尽管文学的政治翻身并不等于文艺思想观念的解放，文学的彻底解放有待于其主体意识的觉醒与自身的艺术实践及自我人格的塑造，但是，这无妨伤痕文学成为新时期文艺在政治上的新生症候。

邓利在《再论伤痕文学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中指出：伤痕文学引发了文坛的大震盪。它的读者效应在中国文学史上可算难得一见的奇观，各个阶层、各种文化背景、各年龄层次的人争相阅读，一睹为快。那是个读者对文学充满想象的年代，是作家充满创作兴奋点的年代，是个纸有推到极致才能绽放异彩的年代。对文学而言，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以现实的眼光打量伤痕文学，其一，伤痕文学与政治紧密联系，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其二，伤痕文学作家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其重要历史价值在于，重新让读者接受了文学。伤痕文学最大的现实意义在于呼唤作家重拾起久违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真诚地关爱老百姓，唯有如此，文学才可能重新获得生命。有一种观点强调，新时期文学的转折性变革，恰恰在于“它结束了中国当代文学那种‘一元化’的严格规范的趋势，使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较为自由、宽阔的天地，并由此出现了从内容到形式的开拓和创新”。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先声，伤痕文学践行了从“共名时代的文学”走向“无名时代的文学”之路。共名时代的文学，即在时代含有重大而统一的主题时，知识分子思考和探索问题的材料均来自时代的主题，个人的独立性被掩盖于时代主题之下；无名时代的文学，即在时代进入稳定开放的社会阶段，人们的精神生活丰富多元，曾经的重大统一的时代主题往往拢不住民族的精神走向，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状态应运而生。从共名到无名，从重大而统一的主题到多种主题并存，伤痕文学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伤痕文学以其创伤书写，发现并引领了文学的潮流与走向。

伤痕文学在引发轰动的同时，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黄安思的《向前看啊！文艺》（《广州日报》1979年4月15日），特别是李剑的《歌德与“缺德”》（《河北文艺》1979年6月），把写“伤痕”、揭露社会主义生活中阴暗面的作品斥责为“缺德”，并进而狭隘地主张社会主义文学纸能“歌德”。这种批评界的状态反映了伤痕文学所处的社会政治氛围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一度引发激烈的论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等报刊很快发表文章，对李剑的文章进行批驳。但是报刊上也有人认为李剑是正确的，文艺界的思想解放已经引起了“思想混乱”。当年8月，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看到一份情况简报，决定召开一次小型座谈会，统一思想认识。胡耀邦参加会议并讲话，要求用同志式的、平心静气的方法交谈讨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使文艺上的争论纳入到一个健康的轨道上来。从此，关于伤痕文学的争论才算平息。

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伤痕文学勃兴的原因，除了“文革”后政治文化提供的大背景外，直接原因在于有文学理性自觉的文艺批评家适时地认可了它的文学特质。这种肯定和论争，对于破除长期以来政治规范支配文学写作的条条框框起到了推动作用。伤痕文学作家们自觉地参与到了思想解放的思考中，借助于文学实践着政治思想启蒙的努力，伤痕文学的写作及传播起到了文学启蒙的作用。张成华等人认为：“伤痕文学”是“蚌病成珠”的结果，但伤痕文学之所以能在新时期之初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产生巨大的社会修辞效果，不仅在于它描写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悲剧，更在于伤痕文学叙事中独特的时间取向和伤痕叙写的深层意义。伤痕文学在叙事中明确了当下的时间立场，透过当下人们心灵的伤痕书写，对公共政治生活的反思不仅从历史维度上分析其原因，而且表现在私人生活领域对暴力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拒斥。其深层意义在于，私人生活对政治暴力的拒斥，构成了新时期文艺政策方针调整的逻辑。

客观地讲，伤痕文学井喷式的突然爆发，的确也存在着思想和艺术双重的准备不足的问题。伤痕文学作为刚刚从禁錮中解放出来的一种文学样式，起点低，技术层面存在诸多局限，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不少论者强调，作为“新时期文学”的起点，伤痕文学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然而，“十七年文学”作为它的重要思想和艺术资源，二者在文学观念、审美选择、主题和题材诉求等问题上，是一种同构的关系。这决定了伤痕文学在新的历史阶段仍然会按照传统的习惯预设文学方案，并将这种思维方式很自然地带入艺术构思、创作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之中。“问题意识”作为伤痕文学“干预”与“服务”现实的主要基点，也成为其引起轰动效应的一个原因。然而，当上述社会“问题”得到解决，作家的创作便会出现意料之中的障碍和困难。这一局限，在多数“伤痕文学”作家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刘杨在《伤痕文学”叙事伦理的偏失》中认为，伤痕文学作家在叙事时，存在着由于叙事伦理的偏失而造成的文本撕裂或价值取向的偏颇等问题。具体体现为：忽视个体生命创伤，过分强调集体话语；男性中心意识导致女性形象受损；过于极端的叙事而使得文本不和谐；主观情感干扰叙事等四种现象。具体表现为：一是作家们虽然意识到个体生命在“文革”中蒙冤受屈，但民族、国家的宏大修辞依然在一些作家的意识中居于主导地位，因而他们依然坚持国家伦理本位叙事，在某些作品中过分忽略个体创伤。二是叙事伦理失范。“在革命的图像里，社会、民族、阶级的痛苦是因为女人身体的伤痕和屈辱来表达的，而革命的成功也是在女人身体上得到表彰”，因而，女性形象不啻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符号，成为男作家在叙事中的一种为达到既有叙事目的而编入的话语符码。三是忠诚自我展示时的极端化。作家和其笔下的人物全都被一种抽象的情感所支配并且深深陶醉于其中，在自我忠诚的展示中获得一种自我安慰。四是主观的伦理倾向干扰叙事。在伤痕文学中控诉“文革”是主要叙事内容，而主观倾向干扰叙事的结果，造成“归罪姿态和释罪结果的矛盾”。

2004 年，各大报纸和网站转载了《伤痕》的作者卢新华的一篇文章：《“伤痕文学”是短命的》。他在重新审视曾经声名强劲的伤痕文学后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尽管它使当代文学重新回到‘人学’的正常轨道，并摆脱了‘假、大、空’的浮泛创作风气，从而备受推崇，但由于它过于注重情感的宣洩，篇篇作品充满了悲情主义色彩，再加上特定时期的社会现实，‘伤痕文学’必然是短命的。”这是一个当事人客观中肯的判断和总结。

虽然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文学史意义上的“伤痕文学”结束了，但是“伤痕文学”的使命却远远没有终结。历史“伤痕”的真正“癒合”，绝非是给受伤者一个健康的愿景，而是让受伤者去直面“伤痕”本身，真实且痛苦地反观历史。直到那不敢正视的东西从失语、无语中转化为物件，转化为表述，或许我们才算初步具备了辨别、诊断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能力，才算走上康复之路。伤痕文学思潮中的历史伤痕作为一种烙印和痕跡，主要是以记忆的形式体现出来，而对于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而言，对这种思潮的赞美不应是放弃追问或与历史达成和解之后的忘却。对待历史创伤的正确态度不是消灭与遗忘、回避和漠视，而是以批判或者反思的方式去记忆。“伤痕文学”就是一种重新审视与记忆“文革”的文学，它的历史角色与责任，是要把那些抗争性的个人记忆引入公众领域，使之成为公众记忆的一部分。仅此而言，“伤痕文学”依然有着巨大的认识价值。

文：云德  作者系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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