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语境中，丝绸之路是我们古老而伟大的文明国度的一个象征。虽然西方学者在考古发现中，命名和认定了东方中国通向西方的商旅驿道是一条繁荣了千百年的丝绸之路，但是改革开放造就的中国复兴和繁荣使面貌一新的中国开始重现了丝绸之路的文明风采。

如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以经济互利、发展互动为纽带，以和睦友邻、和平世界为宗旨，以民心相通、文化交流为愿景，得到“一带一路”沿线各个国家的热烈响应，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

“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的推进器和孵化器，是中国与世界、东方与西方之间古老的文明交流、文明互鉴、文明互动、文明影响在新的时代的继承、弘扬、创新。连绵数万里、延续数千年的丝绸之路，像伟大的中华文明一样，不仅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而且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开始连接沟通了中国与中亚、南亚、中东、北非，以及欧亚大陆东西两极的国家与人民的来往和互相的心仪。

丝绸之路才是名副其实的、最早建构成型的全球通、全球化的文明实践，是人类历史文化交通中最耀眼的金光大道。没有丝绸之路建构起的欧亚大陆联通、沟通、相通、贯通，麦哲伦、哥伦布的“全球化”功绩就只不过是海市蜃楼而已。中华文明造就的陆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西方资本主义环球航行，经济市场全球交通舟车、航海往来的奠基。在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构想所具有的历史意识和战略思想值得深刻领悟。

丝绸之路的形成和传承源自于它传递着创新和创造的文明。在中国的四大发明经由丝绸之路影响世界之前，丝绸是中国最耀眼、最神奇、最华美的创造和发明，它既天然又人为、既自然又人工、既是天地精华又是人类智巧的独特成果，美化人类，装点世界，提升人的尊严和高贵。丝绸及其桑蚕、繅丝、纺织、编织、织锦、刺綉、剪裁、缝纫、服饰、装饰、美饰以及“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平思想等等，不仅塑造了中国成熟的农耕文明及男耕女织的生活理想，也在几千年的不断丰富发展中，形成了强大的国家织造产业、农桑传统和地域性的锦綉文化（如粤锦粤綉、云锦苏綉、蜀锦蜀綉、壮锦、黎锦、鲁縞、楚帛、湘綉、羌綉等等），乃至有了“锦綉中华”的美誉。

海上丝绸之路的标志性产品中国瓷器，也是具有这种独创性和高贵品质的中国创造。它们风靡世界千百年，秉承的正是生机与活力。中华文明长期发达，中国耕作技术、水利灌溉、二十四节气、中医中药、科举制度、儒释道宗教哲学等等维持和巩固了两千年的农业文明，经济发展曾经遥遥领先世界千百年，也正是因为内含着充沛的创新和创造能力。

丝绸之路是文明与文明的往来、互动、联通、交流、借鉴和互相吸引的历史大道。丝绸之路的延伸和衍生，推动了人类的道路意识和开放精神，张騫、甘英、法显、玄奘、郑和等等，都是愚公移山精神的践行者。丝绸之路打通河西走廊，统一西域诸国，一条条走向世界的道路和道路的种种走向开闢出来，像纽带，像桥梁，像文化的触角伸向欧亚大陆，伸向浩瀚海洋。与此同时，世界也由陆地和海洋的丝绸之路走向中国。大唐气象，举世无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丝绸之路的精神品质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精神的文化底色和思想源头。当下中国“一带一路”“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的布局和施行，正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历史必由之路和历史必然选择。

丝绸之路的盛衰也是中华文明潮起潮落的见证和原因。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的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指出：“在近代以前的14个世纪里，中国对于自然现象的知识和用以造福人类的技术方面远远胜过欧洲，可是为什么近代科学，以及经得起全世界考验并得到合理的普遍赞扬的伽利略、哈维、维萨笛斯、格斯纳、牛顿的传统——这种传统注定会成为同一世界大家庭的理论基础——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他任何地方发展起来呢？”（《中国科学技术史》）19世纪末西方考古探险家在中国拍摄的嘉峪关照片，让我们从它的破败不堪中看见了丝绸之路的衰落。明清两代的海禁更使海上丝绸之路辉煌不再。古老的中国成了夜郎自大、井底之蛙、黔之驴、不知魏晋的桃花源中人，创造了丝绸之路辉煌历史的中华文明从此作茧自缚，日渐僵化、衰老、腐朽。早在明代就绘制出世界上第一张完整的欧亚非地图的中国人，到了鸦片战争的时候居然忘记了中国以外还有世界；早在汉唐就曾万邦来朝交通天下的中国人，到了晚清却把西洋人描绘成“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的“异人”；早在利玛窦居华时，西方的天文、地理、水利、数学、物理、几何、医学、历法等科学知识就随着一批批耶穌教士来华全面传入中国；200年后英使马戛尔尼来华，带来当时西方先进的科技成果献礼，而清朝君臣却说它们是“奇巧”和儿童玩具；早在明代，《崇禎历书》就介绍了西方拖勒密体系的地圆说，并且运用于中国历法的制定；到了康熙时的钦天监丞杨光先仍斥责地圆学说：“球上国土之人脚心与球下国土之人脚心相对”“在下之国土人之倒悬”“夫人顶天立地，未闻有横立倒立之人也”“有识者以理推之，不觉喷饭满案矣”。甚至乾隆时代仍有著名士人嘲笑地圆说:“然其为说至于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叛道，不可为训。”

近代中国就这样在一次次拒绝开放、拒绝外来优秀文化和先进科技中日益衰败，直至发生“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所以说，李约瑟难题的核心要害是中华文明的“老子天下第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文化自大意识，是失去了对世界的好奇心，失去了对域外文明的拿来精神，失去了文明与文明的对话、交流、借鉴、学习、共生的体制机制。这才是李约瑟难题的关键所在。无论东西还是古今，一种文明如果能够不断从其他文明中获得刺激、启迪、影响，它就一定会不断更新和与时俱进，从而生生不息。有人以为是中西不同的思维、文化、宗教、性格乃至语言文字导致了李约瑟难题现象，这是一种文明的误读和误判。假如这样，那中华文明就不可能有过去辉煌的歷史，就在本性上失去了当代生存发展的权利。这种结论本身就是自相矛盾或非科学和反科学的。

正如在当今摄影家的镜头中，我们看见嘉峪关已然恢复了它的巍峨气象，古老的丝绸之路结出的文明硕果和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即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伟大成就，已经对李约瑟难题做出了最响亮的解答，中华文明必将在“一带一路”新的历史征程中迎来它的伟大复兴。

文 向云驹 作者系中国艺术报社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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