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会都是有组织的，都会挑出模范家庭向外展示，越“理想”的社会组织越严密，你可以赞美某个理想的“点”，但不能以“点”作“面”。“面”的问题一概而论则相当复杂，对于整体来说，所有的判断都应该是相对的，只能通过各个“点”出现的现象综合评判。一些社会调查及很多文艺作品显示，德国社会家庭成员间是相当压抑的（纪律与规范严密），由此生育率极低，德国育龄夫妇选择不生育的人数多于法国，人口危机处西欧之最。西方父母与孩子间时常是一种深及灵魂的控制，远非中国父母能及，更非中式思维的人能体察。

中国父母想的更多的是孩子未来的福祉（当然也有以此为自己打算的），为此不惜代价和精力投资教育、关注成绩；西方父母则更在意孩子是否能成为自己思想行为的承继者，为此注重行为驯化和思想灌输。由此西方小孩成人后与父母的关系往往两极分化，未驯化成父母思想行为复制品的孩子会一生叛逆，与父母形同陌路，甚至断绝来往；反之则与父母成为志同道合的同伴。与之相比，中国孩子成熟后与父母关系不是向两极分化，而是往中间靠拢，很少单靠志趣维系，更少意识形态纽带，同时却能为情所动，浪子回头。

此外西方父母并非无所谓小孩成绩好坏，但的确不像中国父母那么挂心，这是由几个因素促成的。首先欧洲自古没有不分社会阶层、不分血统单凭文化考试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传统，下层子弟纸有通过进入教会方可识文断字，进而摆脱卑贱命运，但代价是教士不能结婚、没有子嗣（宗教改革后有部分改变）。直到工业革命以后，传统才得以改变。十九世纪后公共教育渐次普及（而我们的私塾早就是一种公共教育），对科学人才的需求和公务员考试制度（比我们的科举考试晚了上千年）的建立，使得一个人靠学习成绩晋升社会阶梯成为可能。但由于传统，也由于社会阶层已处在一种固化状态（西欧工业革命以后除两次大战没有大的社会革命），学习、考试改变人命运的比率较之中国不可同日而语。

两次工业革命完成以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一个工人或农民子弟，靠文化考试一步翻进上层建筑的门槛，以我长期观察的法国为例，机率之低可以不计。土著白人基本上是父母吃什么饭孩子吃什么饭，例外的几乎只有一些外裔移民家庭，那是因为高智商的父母移民后落入社会下层。中产阶级上层和富家子弟很少不读私校的，是这些私校本身而非成绩界定子女未来的社会地位。连公立名校也多是中产阶级上层子弟进入，这些学校都座落在城市的好区域内，没钱的住不进学校附近的学区房。我认识一位收入属中产阶级上层的医生，原本住在城郊别墅（生儿育女时买下的），孩子上学后发觉校内太多非裔阿裔，恐拖小孩后腿，不得已花大价钱挤进巴黎西郊富人区，让孩子得以择校。传统和现实都注定了在西方社会，学习和考试不是撬动社会阶层转变的主要杠杆，更不是唯一杠杆，小孩成绩好坏学校不抓（老师才不会为抓成绩加班），父母着急也没用，这与中国的情况截然不同。
此外，我们今天看到的西方公共教育，直到五、六十年代都并不是“成绩好坏不在意”的，是七十年代以后生活逐渐富裕、生育率大幅下降、加上受左翼思想（普世价值）影响搞“宽松教育”的结果。

战后经济起飞的那三十年，正是通过严格的教育（课程、学时比现在多得多，中小学一直保留体罚），土著白人下层社会（工、农、小职员）最后一批可造之才得以挤进了中产阶级中、上层。之后两个因素终结了这一上升通道，一个就是为“人”着想的“宽松教育”，几乎把生来没有上升渠道的平民子弟单凭苦学翻身的可能性降至最低；另一个是整个社会智商高的人之比率远不如中国社会，中国社会的聪明才智往往不分社会阶层，早就被打散了，且时常越往下走越精明狡猾；而西方社会聪明人有规律地集中在上层，越往上走越精明狡猾。西方这几十年“宽松教育”的结果是文科读写水平大降，法国现在一个高中生的读写水平不如五十年代一个小学生，最严重的是理工科水平下降，自产的科技人才一年比一年缺乏，幸亏还有一个补救措施：搜罗第三世界的科技人才。不光研究所有越来越多的有色面孔，连医院、学校外裔人员也不断增多，不光抢夺亚洲、南美、东欧的科技人才，连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非洲医生、工程师都一并搜罗。然而，即便有劫才的便利，发明和创新总体水平近年也已开始下降（不要盲目相信一些“国际”组织的“客观”排名）。目前法国已有所醒悟，但教育之事“放”容易“收”谈何容易，教育一垮就是几代人的事。

中国教育单纯围绕着高考，的确有其弊病，尤其当教育变成了只培养技能和考试技巧的工具，却忘了一国教育之最主要目的是传承自身文明（哲学思想、文化艺术）、塑造自我意识，而不仅仅是培育灵魂空空的职员、工程师，更不是像如今这样专门为外国培养无魂而有技能的移民后备军。中国人在一百多年的救亡图存中，为了迅速获取自卫能力，也由於深受误导，以为丢掉行囊空身向前乃活下去的正道，终致丢得赤身裸体，连自我意识这最后一层皮都剥了。所以，我们必须慎谈教改，因为切入点有一点点偏差，就会将“改”变成“放”，而误以为“放”即“改”是非常本能的行为，一旦形成惯性，对教育本身及国家未来有百害而无一利。

整体比对，一旦往深往宽扩展就很难进行，里面掺杂了太多不能平行对比的因素。最大的不能平行对比的因素，并不是我们以为的传统和文化，而是工业化的早晚，这是决定现代社会面目的关键因素。工业化将一步步统一人类的面目，而在统一的漫长过程中，人们往往误将参差不齐归处于文明的差异，从而祭起很多不必要的道德诉讼。事实上，在工业化不可阻挡的大浪淘沙之下，传统和文化的差异时常只在细节中显露，根本扭转不了大方向。但是，很多东西恰恰是细节差异决定了人们对整体的印象，因而可比的就是细节。如果整体印象经话语传递，非但不能帮助我们发现细节的差异，反而加重我们的信心流失，形成普遍的道德卑贱心理，则不如少比整体，多比比细节。

文 边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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