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劳动生产率之谜

2017-02-10 10:57评论关闭Views: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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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曹旺德跑路”的新闻持续刷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福耀玻璃CEO曹德旺给出了该企业投资美国的秘密:第一,税务差距。中国製造业的综合税务比美国高35%;第二,成本差距。除了劳动力成本比美国低以外,能源、土地、交通等,中国均远高于美国。而且,随着人工的上涨,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也在慢慢消失。
目前在媒体上,对比中美两国税收和生产要素价差的文章已经汗牛充栋。有文章以汽油价格为例,根据global petrol price网站的最新数据,12月19日,中国的汽油价格为0.98美元/公升,美国的汽油价格为0.66美元/公升。美国汽油价格比中国低约三分之一。

但有一点为大家所忽略,就是中美两国劳动生产率的对比。在访谈中,曹德旺说:“劳动生产率还是中国高。因为我们中国能够招到年轻的工人,在美国提出来恢复制造业大国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劳动力,年轻人不干,都跑到华尔街或者硅谷去。”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说过,生产率不是一切,但长期而言,它几乎意味着一切。就产业的跨国转移而言,劳动生产率也是其决定因素。曹德旺的这个说法,也就提出了若干问题:第一,美国的劳动生产率状况如何?尤其是制造业的势头怎样?因为这决定着未来中美两国竞争能力,包括投资吸引能力的变化。第二,中美劳动生产率的对比,以及未来的消长如何?曹德旺这个说法是否能得到数据支持?第三,这种变化对制造业的跨国流动,尤其是对中美之间的跨国流动有何影响?

一、美国的当务之急不是减税,而是提升劳动生产率。

资本海外流动的动因,一是贴近最终市场。毋庸讳言,福耀玻璃投资美国的动机之一,就是打开在美国的市场,尤其是为了获得通用汽车的订单。二是为了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率。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就是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的不二法门。

美国劳动生产率的现状如何?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平均约为2.3%,高峰可以达到4%,低谷低至不到1%。而过去四十多年,其劳动生产率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变化阶段。

1970~1995年:低迷期。这15年间,美国人均小时产出年均增长率只有1.68%,远远落后于大部分工业国。其主要原因是1970~1980年石油危机导致能源价格急剧上涨,1946~1964年婴儿潮出生的人进入劳动年龄、女性首次大量涌入劳动市场,导致其供大于求。

1996~2005年:反弹期。这10年美国人均小时产出年均增长率达2.98%,比前15年提高了近一倍。而且2000~2005年均增长率近3.4%。最重大的推动因素是信息技术革命,直接推动了企业技术进步。

2006~2014年:波折期。在这8年间,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呈现波浪形变化。最重大的影响因素就是金融危机。2008年撼动世界的金融危机,导致资本要素投入大幅减少,产出大幅缩减。非农业部门的小时产出增长率从2007年的1.6%大幅下降到2008年的0.8%。2009~2010年由于失业率上升,人均小时产出出现大幅反弹,分别为3.2%和3.3%。而到了2011~2014年,就业人数回升,但资本投资没有提升,小时产出增长率再度下降到1%以下。

这一现象不限于美国,而是世界性的。经合组织(OECD)的一项调查发现,2005至2014年间,在所调查的30个发达国家中,29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出现下降,尤其是英国,在过去10年间,人均劳动生产率几乎没有任何增长。经济学家们都对此感到大惑不解。可能的解释是,在过去十年间,企业没有投资于新科技和新观念。

但诡异的是,全世界都看到在过去十年,硅谷企业在新经济上的惊艳进展。苹果、谷歌,甚至通用电气这样的企业,他们的产品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交往方式。以iPhone 为例,对世界的改变怎么估计都不为过。但一些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硅谷成为世界的聚焦点,是因为他们被过分关注了。而在美国的其他产业,如服务业,其劳动生产率不升反降,拖累了整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

据《外交政策》杂志2016年12月15日刊登的一篇文章,通用电力公司(GE)的CEO伊梅尔特在一次演讲中说,美国的当务之急,不是减税,不是减债,不是改革贸易协议,而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他说,“GE的经济学家预计,如果世界的劳动生产率提高1%,那么在下一个15年,全球的GDP就可以提高15万亿美元。”当然,美国就可以从中获益。

伊梅尔特这是有感而发。50年前,通用电力的生产线是由人力组成的,而现在,机器人已经大规模使用。仅在2016年,通用电力只是通过在生产过程中应用数据技术,就使得劳动生产率增值5亿美元。

二、美国制造业人力流失,生产率却在暗中发力。

美国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道路曲折,但其制造业却一枝独秀。在进入新世纪后,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就在暗中发力。2000到2007年间,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幅高达4.7%,比整体高2.6%。 在经济危机期间,其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也是一枝独秀。美国劳工部的统计表明,2007到2015年,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升幅为1.7%,比全美平均高出40%。换言之,在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不仅没有降低,而且提高的速率很快。

而与此同时,美国制造业的工资与其他行业一样,增长停滞,甚至下降。这一正一反,就使得美国制造业的成本下降,效率上升。 美国国会研究室(CRS)发布的《国际视角下的美国制造业》报告显示,2015年美国制造业创造了6.2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36%,比起其他行业比重大得多。自1980年以来,尽管制造业就业工人数下降1/3,其产出还是稳步增加。

而推动制造业效率提升的秘密, 就是自动化和信息化。以自动机床为代表的自动化,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高速制造零件,而且纸需要很少的人就可以进行维护,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信息化使业务流程更加优化,库存管理日趋合理,也大幅提高工人的生产效率。在未来,如3D打印这样的技术将使劳动生产率有进一步提高。伊梅尔特估计,未来20年,3D打印将占据通用电力产出的五分之一。

三、中国劳动生产率提升迅速,但有放慢迹象。

与曹德旺的说法不同的是,近年来,中国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但远低於美国的水平。2015年8月,“8•11”汇改当天,《人民日报》曾刊出亚投行行长金立群的文章,指出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未来10年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由依靠廉价劳动力转向依靠高生产率导向的增长模式的关键所在。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表明,近20年时间,与美国、欧元区、日本、印度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速是最快的。但同时,2015年中国劳动生产率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相当于美国劳动生产率的7.4%。

根据相关数据,1996到2015年的20年间,中国单位劳动产出(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年平均增速为8.6%,大大高于1.3%的同期世界平均水平,明显高于美国1.6%的增速。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前的2005~2007年,分别比上年增长10.3%、12%和13.1%,均达到了两位数的增长。

1996年,中国单位劳动产出仅有1535美元,此后逐年稳步提高。2015年,中国单位劳动产出提高至7318美元,比1996年增长了将近4倍。然而,2015年世界单位劳动产出的平均水平是18487美元,美国为98990美元。差距巨大。

当然,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如有专家提出应该按购买力平价,而不是官方汇率来计算劳动生产率。这样计算的结果,是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一。当然这仍是一个相当大的差距。

毫无疑问,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还有提升的空间。但从不远的将来看,以下的一些不利因素将阻碍其提升的速度:

其一,要素投入的变化。过去,中国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依靠要素高强度投入、产能大规模扩张,但这种做法已经难以为继。因为负面的效果已经呈现,就是产能严重过剩。目前,政府在大力推动创新,但其效果不是马上可以显示出来的。

其二,劳动力成本的变化。中国劳动力成本近年来快速提升,已经超出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幅度。统计表明,自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城镇职工工资年均上涨13.2%,劳动生产率上升11%,工资上涨高於劳动生产率的上升。根据学者杨其静的一项研究,中国的工资增长率远超过劳动生产率。自1997年以来实际工资年增长率超过10%,而实际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率仅为2.5%,近年甚至已出现停止增长的迹象。美国的情况刚好相反,劳动工资增长停滞甚至下降,但制造业的实际劳动生产率增长非常显著。

其三,劳动力数量的变化。中国面临老龄化的压力。年轻劳动力减少,但劳动力技术和素质没能相应提升,就会拉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美国虽然也面临同样问题,尤其是白人的老年化更为严重。但由于大量年轻移民的涌入,老年化问题压力显著缓解。

四、 综合优势起作用 制造业将加速回流。

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美国制造业在1979年达到顶峰,当时有1900万从业人口。从1979年后就逐步下降,2000年之前约为1700~1800万。在2000~2010年的10年间,美国制造业岗位数从1730万急速下跌到1150万。虽然随后的经济复苏使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恢复,增加了近80万个岗位,但是自2000年至今的16年中,美国制造业还是损失了超过500万个工作岗位。

美国制造业外流,除了接近产品市场的考虑外,就是为了寻求廉价劳工,降低生产成本。因此,数以万计的工厂迁往中国等国家。

从奥巴马开始,就推进制造业回归,初步有了成效。特朗普更是在“美国优先”的旗帜下,竭力把美国企业留在国内。综合各种因素,这一战略有可能获得更大进展:

第一,劳动生产率因素。“美国制造”投资环境的比较优势,最关键因素在於其劳动生产率在近年的快速提升。 因为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人均产出的提升,也意味着美国劳工成本高的劣势被弥补。而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幅放缓,一正一负,就有可能产生部分逆转。

第二,成本因素。除了劳工之外,美国的许多要素成本低于中国。尤其是美国近年的能源革命,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大幅降低,这已经被很多分析人士,包括曹旺德所提及。

第三,政策因素。特朗普上台后,假如美国能够实现大幅度减税,尤其是对回流美国的公司减税,将进一步降低其成本。加上对外流企业加税。特朗普事实上已经在采取行动了。他一直向苹果公司CEO库克施加压力,阻止其生产线外迁。11月17日,他与福特汽车公司CEO比尔•福特通话。福特表示,公司“已意识到税务和监管政策在新政府接管后可能会改变”,决定取消原本将林肯MKC车辆生产线转移到墨西哥的计划。

事实上,“美国制造”不是一个“回归”的问题,而是增强的问题。《国际视角下的美国制造业》报告显示,美国制造业产值目前依旧佔全世界制造业的17.2%,远远超过日本、德国,纸是同2002年相比,美国的相对地位下滑。那时美国制造业产值佔全球比重28%。更严重的是在2010年,美国製造业的总产值被中国超过,结束了一个世纪的霸主地位。

当然,并非所有的制造业都会回流美国。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如纺织、制衣、玩具等很难再回流美国了。但在高端制造业,美国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综合优势更加凸显,而中美两国的工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加上其他成本和政策因素,还是有可能把一部分制造业拉向美国。

文  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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