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刊记者杨彦春专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执行院长杨沐教授，谈人民币未来走势及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政策。

人民币未来走势过去两年，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走势基本上是比较缓慢的贬值趋势。这个贬值有一定的原因，首先是美元的升值和对其升值的预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减缓；其次是中国对外投资不断增加，也就是外汇储备逐步减少；再加上中国企业尤其是国企的债务问题。所以过去几个月人民币汇率的总体趋势是缓慢下降。

但是进入SDR之后, 人民币将成为世界第三大国际货币，因此市场对其需求将会上升，这将使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产生重大变化，这对中国是非常有利的。

这个需求导致的重大变化主要来自以下四个原因：首先是从国际货币的角度看，过去几年人民币在贸易结算中的应用已呈上升趋势，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大宗商品和石油的进口国，都提高了在全球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的比例和人民币的地位。虽然由于人民币汇率在过去两年的趋势导致对这个提高比较慢，但市场对人民币需求的长期上升趋势是稳定的、必然的，其速度也会逐步提高。

第二，人民币作为投资工具加快其成为国际货币的进程。 从早期的QDII、QFII到后来启动的RQDII、RQFII，在香港发行的点心债券、外资在境内发行的熊猫债券、以及后来在新加坡和伦敦发行的债券都是人民币的债券。未来，随着一带一路项目的启动和发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银行，可能向国内和海外发行大批量的人民币债券。人民币入篮必将加强其为国际投资工具的投资趋势。

第三，入篮将促进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近几年跟中国进行货币互换的国家已有30多个，新加坡、柬埔寨等国都已经把人民币列为官方储备货币。人民币作为各国外汇储备的国际储备货币的趋势也在上升。

第四，人民币入篮使其未来有可能成为一种国际避险货币。此前国际的主要避险货币是美元，后日元加入其中。虽然在1990年至今的20多年间，日本经济的发展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但因其政治经济稳定，日元一直是世界上主要的避险货币之一。

对于人民币作为国际避险货币的作用，今年7月美联储达拉斯分行的研究报告表明：从2011年到2015年人民币已经具有某些国际避险货币的特色，只是在2014到2015年人民币出现贬值趋势时，这个功能明显减弱。

一国货币能够成为国际避险货币，主要归因其经济政治的相对稳定。从这一点上说，即使中国经济的增速放缓，但因经济体量大，政府的治理能力和经济保持稳定的趋势都很强，所以人民币作为国际避险货币的可能性一定会逐步增强。

我对人民币的未来充满信心。因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能够保持稳定，这一点几乎无大问题。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后，对冲和套利所造成的短期波动无法避免；但从欧元和美元的实践看，只要经济基本面稳定、市场参与者对其有信心、监管得当，这些波动长期而言不足为惧。

这里应该特别注意：过去两年的缓慢下跌，是人民币还没有成为一个国际避险货币和储备货币之前的经济背景所造成的趋势。中国是一个大国，在人民币入篮之后，预测和观察其走势，不仅要看国内，更需要同时参看其他货币，也就是人民币的相对地位所导致的汇率趋势，因为他们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和相互决定的关系。

目前全球各国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充满风险，美国的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100%，外债占债务总额的50%，政府债务主要是只增不减的福利支出，长期而言，这可能导致美元贬值风险。此外，美国股市已连续增长八年，根据美国股市的历史周期，此后存在下降的风险。

英国脱欧及可能的示范效应，将在欧洲导致经济波动。恐怖袭击和移民难题都可能导致欧洲政治波动的风险。
在此背景下，人民币的走势离不开相对的国际大格局。入篮后，人民币长期而言将存在升值趋势。所以人民币实际走势可能是升值和贬值两种趋势的较量。这对进一步放开人民币、由市场决定汇率，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将加强世界对人民币自由兑换、及其长期走势的信心。这对中国的货币改革、经济改革以及未来的发展十分有利。
避险货币的基本特征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长期稳定，货币的贬值风险较小。因此，市场的信心还需要来自政治的稳定。这要求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包括领导人换届和未来的透明、可持续、可预测性。这是中国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

经济增长和经济政策

首先，我非常不同意目前仍有不少人将经济发展简单地等同为GDP增长的观点。对此，我们有必要追根溯源，找到GDP增长的实质原因：任何一种GDP增长都离不开其背后的经济需求。经济需求的增长才是GDP增长的动力。
1980年代，我曾在《读书》杂志上介绍过罗马俱乐部的报告，报告明确提出增长速度不是越快越好。到了某一天增长速度可能是零，但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并不一定就此停滞。比如日本，在经济增长速度接近零的过去20多年里，社会安定、经济和产品的创新并未停止，发展和就业并未因此停滞，发展的重点转向公共服务和创新。
如果为保持GDP增长速度而维持已没有需求的企业的生产和就业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带来资源要素的浪费，并拖延产业的更新进程。

回顾80年代对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的研究，当时的共识是：根据先发展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挑选需求收入弹性高的产业优先发展。也就是说，首先要找出随着人们收入增加而需求增加更快的行业，优先发展其产品生产。这样需求的增加会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发展。当时的这些产业主要有家电和电子产品等。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到了今天，当时所选定的产业包括后来的汽车和住房，现在都已几乎进入饱和状态，其需求的收入弹性大幅下降甚至是负相关。在新的需求基本面下，重复旧的产业发展政策，其效果当然是南辕北辙。

这个现象也不是中国所特有的。日本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在他的专着中强调：各国的产业政策只有在追赶时期才能发挥效应，在经济已经达到一定规模和发展到了较高阶段之后，各国产业政策的效用都是边际递减的。也就是说，目前中国经济达到全球第二大的地位和经济规模的时候，以产业政策刺激经济发展未必能像之前几十年一样有效，这是已被各国实践验证的经济规律。

在这个发展阶段，主要应该由市场来引导并调节资源和要素的分配，正如十八大所确定的市场为主要导向的方针。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应该允许不同产业的企业在市场中试错，寻找自己的产品市场和生长点，通过创新获得发展，找不到需求而失败的企业就应退出市场。大批企业的倒闭和大批企业的新生是在这一时期的常规现象。这样才能保证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有效利用和流动。目前我们所听到的“产能过剩”或“僵尸企业”这样的说法并不是市场经济中的正常现象。市场中的企业，在没有需求时而进行的产品生产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就应该倒闭。应该由企业自己承担经营决策失误所产生的后果。

在新旧交替和优胜劣汰的过程当中，政府和社会应该允许企业和产业进行各种各样的试错。试验的结果自然有两种可能，一定有相当的企业和投资会失败告终。对此政府和社会应当包容，允许失败。只有如此，产品和企业运营模式的创新机制才能形成，才可能培育未来的增长点。创新是不可能在保护中实现的。

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是中青年经济工作者的学术讨论会，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一个月举行。我当时主持国有企业改革小组的讨论。会议一共形成了一个总报告，7个分报告。价格问题因其牵涉面广，在当时是讨论最热烈、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会议给出的建议是实行双轨制。

我们国有企业改革讨论小组提出的建议是：让中小型国有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也是当时国家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一步。其后，由90年代开始相继进行的抓大放小、企业股份制改革等。

当时的参会者确实是以士的精神组织和参与了这次会议。一群没有学术地位和资历的年轻人，凭着一股热情和责任感，讨论和思考有关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和重大的政策问题。其实每个历史时代都需要有人敢于突破，我们欣慰的是，当时的环境是宽容的。中国是一个有儒家文化传统的大国，学者历来有以天下为己任，为国家和社会的未来进行严肃思考的传统。很多老一辈的经济学家，如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顾准、孙冶方，工经所的马洪、蒋一苇等前辈都是如此。今天的社会，今天的智库研究中，仍然需要这种精神。

城市的发展核心仍然是新型城镇化。在基础设施、高铁的高速建设即将饱和之时，很多城市目前仍以房地产带动地方发展，这已导致中国房价普遍的大幅上升。应该看到，过去房地产的发展有其合理因素，即在国际投资者进入以前，先允许国内的投资者和老百姓普遍获得资产升值的收益。但目前已经发展到不可持续的阶段：现在和未来的年轻人买不起房，因而无法安居乐业。所以，城市仍需在建立让新进入市场的年轻人有能力买房的机制的同时，让富裕起来的中产阶级有可以投资的行业，以实现资产增值，有生活不断改善的预期。

农村经济不是我主要的研究领域。但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现代农业必须以产业方法发展，要建立粮食和食品的工业化生产体制。在制造业普遍面临供过于求的增长下降时期，现代农业的前景非常广阔。世界上还有10亿人口食不果腹，饥饿还是不少国家面对的严峻问题。此外，世界人口将由目前的70亿增加到100亿，如何确保粮食和食品生产充足来满足人类的需求，是一个长远的问题。

实现向农业现代化的转变，一定要解决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并在市场竞争中实现合理配置问题。中国需要进一步的改革，以达到所有生产要素、包括土地都能够在流动中，集中到最有效的使用者手中。从而使中国的北部、西北部和东北部的广阔耕地可进行大规模现代化生产。例如目前，随着气候的改变，内蒙古已大量种植水稻，成为粮食输出省。东部及东南沿海可参考新加坡、欧洲、日本等国，发展观赏农业和高档农业，种植花卉、蔬菜等观赏作物与经济作物。又如在园林城市苏州，政府近几年推动的农村家庭旅馆就是在东南沿海，符合目前市场新形势需求的一个范例，农村经济因而找到与保护自然、与原有社区和谐发展的新产业。

新加坡经验的可能启示

不少人认为，新加坡是一个只有五百万人口的城市国家，与13亿人口、幅员辽阔的中国没什么可比性。但是我认为新加坡至少在以下方面可能对中国有些借鉴意义。

一、城市管理
如果我们把新加坡看成一个城市，其管理是卓有成效的。这些实践对中国600多个大中城市的优化管理可以提供一些有效经验。如较好地处理规划和发展的关系，实现从交通运输电子化管理，到建立宽带网络连接、花园城市、绿色城市、智能城市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更新。新加坡在海水淡化和污水处理方面也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从一个100%依靠国外供水的国家，转变成能自给自足。

二、国有企业管理
新加坡的国有企业有两类：A类企业，是在现有市场环境下比较难发育的但对国家有重要意义的企业，政府100%拥有，并培育其成长；Ｂ类企业，是在企业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力后，通过上市改造成政府占有一定股份的政府关联企业，政府因而也获得可观的财政收入。

Ａ类企业只占很少一部分。大部分企业是Ｂ类。两类企业都由财政部下属的淡马锡控股公司管理，管理的宗旨是只管理资产的增值，和企业保持一个手臂的距离，由企业自主经营。

例如星展银行曾是新加坡国家发展银行，现在是上市公司，淡马锡还拥有一定的股权。董事会从华尔街聘请了业界卓有成效的美籍印度裔CEO来管理，完全实行国际企业的绩效运作。这样的管理办法和民企很类似，有利于锻炼和培养管理人才。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在从政前，曾经是政联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从国有资产保值和增值角度看，淡马锡对B类企业在股价偏低时买入，股价上升后，逢高卖出。通过这样的国内和国际运作，淡马锡的资产从1973年成立之初的4亿新币已增长为目前的2300亿新币。

三、东亚传统的国家治理

新加坡作为一个东亚国家，既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治理方法，又努力保持东亚的传统，值得其它国家研究、探讨和借鉴。

例一：如何在多宗教多种族背景下实现和谐社会。新加坡是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共同生活的多族群国家。在新加坡建国前的1964年，就发生过华人与马来人的大规模冲突，几十人丧生、几千人被捕。族群与宗教冲突也曾经是新加坡的严重问题。但在1965年建国后未再发生此类事件，建立和谐社区就是其最根本的解决办法。

国家规定任何居住小区建成后的入住人口比例一定要符合新加坡的人口种族比例。如按人口比例华人占74%、马来人占14%、印度人占11％，其他族群占1% 。那么任何新建的楼房如有100套组屋，必须有74套分配给华人、14套分配给马来人、11套分配给印度人、一套分配给其他族群。政府成立类似中国的居委会组织负责社区生活，任何民族的节日都共同庆祝，不分种族宗教为小区居民共同组织旅游、培训等服务项目。几十年实行下来，本来按族群分开的居住方式，改变为混合居住方式。社区和社会中不同宗教与种族背景的居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谐共生，对社会和国家的归属感和满意感也都很高。

例二：将和谐治国理念运用在工会管理中。新加坡曾经是一个罢工非常严重的国家，罢工的频率和对产业的影响在其建国前曾经非常高。后来由政府出面，把所有的工会改组成为一个统一的工会，并建立机制，允许工会领导人在和工人利益有关的政府部门的管理委员会中兼职，代表工人的意见。通过有效建立政府和工会之间相互聆听彼此意见的良性循环，使对抗性的冲突及其所导致的罢工降低到接近零。

例三：应对经济周期和工人的失业的经验。世界经济普遍存在周期现象，这对以贸易立国的新加坡经济的影响尤为明显。但不同于西方国家遇到经济衰退和经济危机首先裁员的做法，新加坡的解决方法是，在预测到经济将面临衰退和危机时，由政府出面提前通知企业、工人和工会，要求企业做好应对準备。在衰退和危机真正来临时，尽量不解雇工人，而是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培训，培训的费用都由国家补贴。危机期间的损失，国家、企业、工人共同分担，但人人都有收入。这样，在经济好转企业收到订单时，新加坡企业的恢复生产效率和能力要比欧美企业的复苏和反应更加敏捷迅速。

以这样和谐的的治理方法应对经济危机，不但保持企业实力和经济稳定，更能为工人提供稳定的生活，使其无后顾之忧而达到长久的社会稳定。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应该思考关切国家和人类未来发展的根本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人类未来在外星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对地球深层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问题，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问题，新能源新材料的基础研究，等等。这些长远的发展基础，大多需要政府的投入，特别是大国政府的投入。如美国的太空计划、中国的嫦娥计划也都均由政府引领。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是不可能承担这样的重任的。

其次，必须关注人民的需求，社会的需求正从低层次的经济物质需求转向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如安全的需求，公共服务的需求，未来实现升职期望和个人能力提高的需求，良好的居住环境和更高的生活质量的需求，创新的自由度需求，社会对每一个人的人文关怀的需求，人的尊严的需求，人的自由发展的需求。满足这些需求的供给可能只能带来较低的，甚至为零的GDP增长。人民每年的收入增长可能也会比较低。但这样的社会将是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具有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社区，每个城市，和每个国家的明天的社会。

文•本刊记者   杨彦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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