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区政府提出设立“一带一路”奖学金计划而遇上重重阻力，完全不让人感到意外。以目前特区政府施政的状态而言，遇到阻力是常规而不是例外；过程不顺利，可以说是常态。不过，话又得说回来，今次遇上阻力，又并非单纯是反对派一手造成；部分建制派反应冷淡以及表示有所保留，亦是重要原因之一。

将整件事情理解为某些人刻意阻挠，肯定是太过简化的解释。更重要的是，将问题归功于某些人蓄意“搞破坏”，无助于认真检讨究竟特区政府本身又有无不足之处。

特区政府在推动“一带一路”奖学金时所遇到的问题，都是很典型、很常见的特区政府施政能力不足的情况。问题之一是特区政府准备功夫做得不好。一开始是将奖学金定为对外国学生来港进修的资助，到遇到批评时才修订为双向的安排，即亦包括资助本地学生出外留学。这表面看来是技术问题，但多多少少反映出事前准备不足，没有全面估计外间的反应。在准备不足的背后，其实是目标并不清。

既然是重点项目，有关的政府官员不是应该早有计划，并且有明确的方向吗？如果奖学金只针对外国学生来港升学，那预期的效果是些什么呢？是促进国际友谊与联络？是提高香港对外（即“一带一路”的国家）于文化层面的了解？有关的政府部门有没有认真想过，其实应该要怎样完善各种安排，才能够做到这样的效果呢？如果又是再次很随意的吸引一些外国学生来香港，那又怎能有针对性的、具备策略性思维的办好“一带一路”呢？

这个未有做好准备的问题，只是最表面的一层。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特区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与转型的角色。过去在很长的时间里，香港政府奉行“积极不干预”的政策，尽量减少介入社会经济事务。当然，我们都清楚知道，所谓的自由放任并非经常如此。

现时香港特区政府所要思考和面对的问题是，它往往在调整其角色时，因为缺乏新的思维，又或者没有足够的政治能量，以至做起事来时而左摇右摆，首尾互不相应，时而只有姿态、形式而未能真的启动施政方向的转变。现在我们谈论“一带一路”，不可能是由市场牵头，而政府跟随其后，略作补充的做法。当然，对于这个新策略本身，并非完全没有商讨的地方，而香港的角色何在，亦有很多讨论的空间。

不过，如果真的要将议题拿起来的话，则肯定特区政府要有一份新的自觉，把政府的角色与行为的性质搞清楚。我之所以提出这个话题，乃因为这并非单纯是“一带一路”所引起的问题，而是关乎特区政府在调整角色时必须具备的心理和思想准备。如果它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突破，那恐怕在其他经济发展与转型的议题上，也很难会有什么作为。

我想指出的问题是，现时特区政府的建议难以产生明显的效果，事关政府的领导们不敢采取更大的动作，以求带来移风易俗、发展出新的取向的作用。以前香港政府以顺应市场自居，好处是政策干预较少，但缺点是难有什么大转变。它拒绝挑选“赢家”，将选择的过程交由市场来操作。

由于殖民政府缺乏巩固的政治认受基础，它尽量避免亲自出手，把它的政策倾向于某一个界别。这种处理手法的好处在于避免引起政治争议，但问题是由于没有倾向性，那基本上很难以强力推出有助转向的新政。以今次“一带一路”奖学金为例，核心问题是今时今日，香港的确有需要培养新一批对英语世界以外的语言、文化有所认识的人才。面向未来全球化的趋势，这个人才培训的问题只会变得更为迫切。而我们必须注意到，以目前香港社会的机会与利益结构而言，大部分人都不会主动由英语系统转向非英语系统。在个人层面上，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基于利益的考虑，个人通常都不太愿意冒险。但在社会层面上，却很有需要想办法鼓励一些人投向另类选择，以培养出一批新的人才。

从这个角度来看，特区政府在推动“一带一路”奖学金所遇到的问题，其实存在更深层的矛盾：现届特区政府既欠缺改变传统规划的视野，同时就算有此想法，恐怕亦缺乏政治能量（例如争取到各方政治势力的支持）去将政策落实。我在上面所写的，主要是前者。至于后者，亦同样重要。三届特区政府在这个问题均无解决方法。而由于政治能量不足，在推行新的政策时，往往需要作出很多妥协，以至难以达到原有的目标。而我们可以观察得到，特区政府在短期内继续难以有效施政，这将会进一步令社会经济转型无法有所突破。如无意外，这种恶性循环似乎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面对如此困难的状况，特区政府需要好好处理每一个层面上的问题。事先计划欠周详，自然容易引来批评；而深层次的矛盾不得以调和，定必举步为艰。这是目前香港特区政府的处境。

文：吕大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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