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期《学苑》发表之后，“港独”主张近日又再炽热起来。众所周知，香港没有任何独立的法律依据，《基本法》第一条便开宗明义说“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第23条更订明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等行为，这是香港回归祖国50年内不能改变、到了50年后即是2047年后也不能改变的。

惟退一步言，香港又有没有其他条件可以独立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

先谈食水。食水乃是生命之源，亦是一座城市的生存要素。香港食水，绝大部分来自国家的东江水，占了供应量的七八成左右；对比本港全年耗水量9.5亿立方米，全港仅2亿立方米水塘集水量明显远不足够。一旦失去东江水，香港恐怕很快渴死。

或曰：海水化淡不是一条出路吗？

虽然，本港正在将军澳兴建新的海水化淡厂，不过，其单位成本就比东江水贵约三四成，意味市民用水开支必然大增；而更重要，以至真真正正最关键的考虑，乃海水化淡厂能否提供足够的食水供应？就以将军澳海水化淡厂为例，每年只能供应0.5亿立方米的食水，仅占全港需求量的5%；也就是说，香港要自给自足，至少要兴建20座同规模的海水化淡厂！其中，1座造价就差不多达到100亿元，20座就要2000亿元的天文数字！当然，钱可能不是问题；可是，土地呢？单单1座就占地多达10公顷，即约10个足球场或半个维园，20座就是10个维园了！香港哪来这么多土地？

进一步言，香港要实现粮食上的自给自足，就必然需要更多的水资源了，毕竟，发展农业的用水量，尤其是种植大米的话，根本不能与香港现时服务业為主的经济体系相提并论，其所耗用的金钱和土地资源，则更是难以估量，恐怕香港全境所有土地都开垦种田，亦不够全港700万人食用。去年，香港农业的生產总值约為9亿元，仅佔全港GDP不足0.1%，而本地供应的蔬菜亦只佔需求量的1.8%，生猪虽然好一点，但也只佔6%。换句话说，本港主要食物均依赖入口。

极端本土主义说，要令香港食物自给自足，可谓完全是痴人说梦。

事实上，环顾世界，能够做到食物自给自足的地方，可谓少之又少，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统计，185个国家和地区之中多近七成都是净入口国，粮食供应充裕到实现农业贸盈的只是极少数，主要见诸南美洲和东南亚，因为该处土地较为肥沃、兼且水资源丰富；相反，天然资源极之贫乏的日本，以及人口数量极多的中国，则是两大粮食净入口国了。香港情况即是既地少人多、又缺水资源，那么，又有何条件实现自给自足？

的确，在个别环节，例如大米方面，香港主要由东南亚进口、加工食物亦不特别倚赖中国大陆；然而，这是否代表着，中国大陆不再供港食品，普罗大众就完全没有影响？只要到街市或超市逛逛，就会知道内地食物和外地食物的价格差异，不论蔬菜还是肉类都存在天壤之别，一般市民相信难以长期负担；相关价格因素，是供应统计没有反映、键盘战士未必知悉的事实。而且，同样地，除了金钱考量以外，单靠海运和空运，新鲜的外来食品供应量，又能否满足到全港每日所需呢？“直送”确是潮流，但却不是主流，看看价格和数量便能明瞭。

面对食水和食物两大问题，显而易见“港独”均没出路可言，也莫说“等而下之”但也极之重要的经济因素了。

现时，中国内地乃香港的最大贸易伙伴，不论进口、出口抑或转口，对内地的贸易量均占香港整体的半壁江山，而本港仅贸易业就占了GDP和总就业人口约四分之一；金融业方面，由内地企业佔大市比重，一国两制下的中国内地因素，也是香港发展為国际金融中心的支柱；至於旅游业，内地旅客早已完全取代其他包括欧美旅客的地位，即使撇开不过夜客计算，内地旅客空路来港人次已较欧美旅客加起来还要多出一倍以上，而人均消费额更是欧美旅客的10倍之强！假如失去内地因素，香港的贸易、金融、旅游等行业，以至其所衍生的各行各业，将会沦落至甚麼境地？近期在内地旅客显著减少之下，零售行业便马上叫苦连天，正好是个前车之鉴。

中国内地既是香港的食水和食物的供应链，更是经济上重要的营养输送液。长和主席李嘉诚说，“港独”的话恒指至少跌一半，已足反映香港对内地的经济依赖程度——细察这句话的含意，乃指港股跌一半只是“最佳状况”，即是跌多一半也绝不出奇！当恒指暴泻一半以上，其他资產例如楼价，以至普罗打工仔的薪金薪水，又能够独善其身吗？失业率又会跌多少？市民积蓄又会蒸发多少？

说到底，香港既是中国的一部分，应与内地维持友好而非对立的关系；更何况，两地只是一河之隔，经济社会关系亦非常密切，无论如何都应实行“睦邻政策”。不然，难道封关设锁、争吵不休才是好事？事实上，“去中国化”的香港，不单会窒息于食水、食物等生存要素，过去建立的经济成果也注定毁于一旦。

始终，香港之所以成为今日的香港，中国因素无疑是背后关键，由殖民之初英国选中香港，到回归之后香港继续扮演“超级联络人”角色皆然；失去中国因素的香港，还会继续是香港吗？

文：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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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新常态，在内地打拼了几十年的港商，也面临著重要的转型和适应的要求。最早投身内地改革开放的港商，曾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也是最先享受到改革开放成果的人。然而一些港商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不少重大腐败案件中，“港商”都是一个多次出现的高频词。许多腐败史上的“第一次”与港商有关。

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位被查办的省部级高官、原化学工业部副部长杨义邦，向港商索贿受贿，并违规擅自同香港某皮包商签订了价值6亿美元的巨额贷款备忘录，致使国家受到48万多美元的经济损失。事后，杨义邦被撤职、留党查看二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位因贪腐被枪决的国家领导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曾将一千多万元赃款託港商张某转到香港，佔全部涉案款项的四分之一。

而第一位被判刑的省部级高官是安徽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洪清源。1985年，洪清源收受一名港商2.4万元贿赂，為该港商的4名亲属办理了通过安徽省去香港定居的单程通行证，被中纪委查处，后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是军队反腐打落的最重量级老虎之一。据披露，谷俊山落马的直接起因，是2011年初，解放军审计署在一次审计中，发现某大军区联勤部基建营房局局长涉嫌贪污受贿，很快牵出行贿人某港商，此人供述出谷俊山。

从上述案件不难看出，一些港商主动“入乡随俗”，花钱走捷径，承揽生意，堕入腐败案中。当然也有一些港商慑于司法不公、执法腐败等问题，不得不向地头蛇低头，花钱买平安，实属无奈之举。而在重拳反腐的形势下，许多曾经以“权钱交易”為经商信条的商人，有的多年“投资”血本无归，有的身陷囹吾、身败名裂。甚至如葛兰素史克等跨国巨头，同样如此。同时，在经济项目审批方面权力最大的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刘铁男等一大批腐败官员亦被查办。

从中央陆续出臺的权力清单、简政放权等一系列关涉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定，到习近平正式归纳提出“亲”、“清”政商关系，受惠於改革红利、开放红利、反腐红利，未来中国内地的营商环境会日渐趋好，而钻空子、打擦边球、拉关系、走后门等方式，也将越来越走不通。港商北上淘金，更应主动适应反腐新常态、政商关系新常态，才能享受到各种红利，实现企业良性发展。

文·本刊特约撰稿人 马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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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一段时间内，香港只顾接收自由行带来的经济效益，在规划上却没有充分的配套及安排，后又出现不良商家贱招宰客、消费陷阱、强迫购物等事件，令本香港名誉扫地。

面临寒冬的香港旅游业，似乎迎来了一股暖流。

据港府统计处最新公布，本港3月零售业销货总额按年下跌9.8%，虽然已是连续第13个月下跌，但相比今年1至2月的大跌13.6%，跌势已有收窄跡象。同时，今年五一黄金周的内地游客访港数字也出现回升，入境处数字显示，首日入境内地旅客为20.2万人次，较去年五一首日增加14%，次日则有16.3万内地游客访港，较去年增加6%。这些内地访客中，自由行旅客增近13%，团队签证来港人次则跌约5%。这对一直看淡行情的旅游零售业来说，相信是意外惊喜，但香港旅游业是否就此走出低迷期，现时难以判断，还需更长的时间观察。

面对内地旅游转变，世界旅游业激烈竞争，重振游业要做好本份，自强自立

在旅游产品、景点资源、酒店服务等方面不断推陈出新，做好保障消费者权益，重回优质服务、文明待客的取胜之道，强化竞争力。而不是期望通过政策上的照顾使游客数量大幅增加，继续以往过分依赖内地客带来的“快钱”，维持靠人多牟利的模式。只有越快地转型升级，旅游业才能缓减调整阵痛，摆脱当前困境。

本港近期的旅游业和零售业不景气，有目共睹。继2月创下17年最大跌幅之后，3月本港零售总额数据依然无大起色，其中一个主要原因访港旅客跌势未止，3月续跌4.3%，连续10个月下跌，尤其内地访港旅客跌幅达6.9%，引起的相关珠宝首饰、鐘表、电器及摄影器材等产品销售行业成为重灾区。受此影响，过去炙手可热的商场和街道，景况大不如前。

媒体报导，以往人声鼎沸的旺角先达广场，287个铺位有40个空置，空置率约14%，情况为20年以来仅见。现部分铺位月租劲减五成，仍然乏人问津，按市况不排除继续有商铺结业。另外，铺位风向标的中环、尖沙嘴、兰桂坊一带近月出现多个空置地铺。综观不同环节，主打内地豪客以至高档消费的商户，在这一轮调整潮中受挫最重。

 面对旅游业、零售业的寒风冷雨，业界焦心急虑

最近旅游界人士要求开放更多自由行城市的呼声此起彼落，更提出“一月五行”、“一签52行”，恢复“一签多行”等各种建议，结果被港府一口拒绝。这并不奇怪，早前正是因为本港有一些极端本土派，不时搞出“驱蝗”、“光复”、“反水货”，肆意谩骂侮辱内地游客，甚至是暴力恐吓，令许多内地旅客对香港望而却步，不少海外旅客也避而远之。

在本港未能实质扩大旅游接待能力之前，若引入更多内地游客，相信仍会有激进人士借此滋事，届时对香港的旅游形象只会是带来进一步打击。同时，五一期间内地游客出现“旺丁不旺财”的变化，亦说明想靠内地豪客来港扫货，以提振旅游零售业，是不合时宜。

香港重振旅游业，寄望于政府照顾，既不切实际，也非长远出路

重振旅游业，关键在于须掌握趋势、练好内功、做出改变，才能在逆境中走出新路。现在旅游业面临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过去的不作为导致。

很长一段时间内，香港只顾接收自由行带来的经济效益，在规划上却没有充分的配套及安排，商铺供应不足、接待能力不够，在推出受旅客欢迎的新景点上无以为继。后又出现不良商家贱招宰客、消费陷阱、旅行团屡遇货不对版，以及恶人赶客等事件，令本港名誉扫地。负面评价剧增，吸引力不再，若再不好好反省和改善待客之道，回归优质服务，在旅游产品、景点资源推陈出新，重树旅游口碑，很难想像是否还有什么其他方法能真正赢得四方来客。说到底，港要重振旅游业，靠自强非靠照顾，做好本份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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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抗争文化，逐渐踏上了愈演愈烈的可怕道路，违法化、暴力化的程度均与日俱长，在此基础上，“港独”思潮又岂不猖獗起来不必讳言，香港正在掀起一轮“港独”浪潮。

一直以来，“港独”都是一个禁忌词。理由无他，因为《基本法》第1条就明确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第12条亦指，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第23条更加明确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等行为。另外，在香港本地法律之中，亦有关于煽动、叛国等刑事罪行的条文。因此，社会上从来鲜见有人大谈“港独”。

• “港独”思潮为何犯滥成灾？

可是，自从“占中”打开了潘朵拉盒子，香港从此变了样。非但法治精神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破坏，仿彿任何政治抗争都可超然法律，进而“和理非” （和平、理性、非暴力）精神变得更加荡然无存，以致于被批是思想守旧的“左胶”谬论。于是，抗争人士为求实现本身政治目的，纷纷采取“没有最激、只有更激”的激进手段，绝对是可以预期的。香港的抗争文化，逐渐踏上了愈演愈烈的可怕道路，违法化、暴力化的程度均与日俱长，如大年初一晚就爆发了旺角暴乱，在此基础上，“港独”思潮又岂不猖獗起来？

事实上，香港大学学生会的官方刊物《学苑》，过去也不敢太过明目张胆地高谈“港独”。正如去年施政报告对此提出警惕之时，所引用的刊物封面专题便为《香港民族 命运自决》（2014年）；然而，时至今日，《学苑》却以《香港青年时代的宣言》（2016年）为题，刊登了一篇公然提出《香港成为受联合国认可的独立主权国家》诉求的文章。可以看到，《学苑》经营播放的“港独”种子，已经图穷匕现。

• 看破“港独” 的表述演变

自从《学苑》赤裸裸提出“港独”诉求，继“占中”之后打开新一个潘朵拉盒子，社会上其他“港独”分子便马上一呼百应，纷纷提出各自的“港独”表述。最明显的，有人竟然宣布成立以“港独”为目标的政党。此外，其他泛民政党或政团，亦在政纲上或纲领上附和“港独”，不少虽然避开直接使用“港独”字眼，但其实都脱离不了殊途同归、或主动或被动地寻求“港独”的本质。其最多出现的，是“自主”和“自决”两词。

何谓“自主”？相信就是当家作主。事实上，香港告别殖民回归祖国，由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并且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本来就是一种自主了。然而，现时支持“港独”者所谓的“自主”目标，则是指香港人自己作主，即是香港脱离中国，自己行使主权。那么，“自主”跟“港独”又有何异？两者同样剑指主权上的独立，同样违反了《基本法》和一国两制。

何谓“自决”？如果自主涉及主权，则自决涉及治权。事实上，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政策已赋予了香港很大程度的治权。按照《基本法》，香港特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并可实行与内地截然不同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有自己的法定货币、自己的法定语言等等。对比世界其他城市或区域，包括美国联邦下的各个州、英国的苏格兰、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加拿大的魁北克等，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下的治权之大，绝对是有过之无不及，这无疑充分体现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精神。

不过，现时所谓的“自决”，乃指香港完完全全地自治，寻求完完全全的治权，即是全盘否定中央政府在港的一切宪制权力。从所谓的“内部自决”，即由香港人自行决定50年不变后的政治地位，以及争取自行修改《基本法》相关所谓的“不合理”条文，到所谓“全民制宪”，其包括透过进行本地公投，重新制定香港的宪法或者修改《基本法》等。凡此种种，不单企图架空全国人大委员会对《基本法》的修改权和解释权，将中央在香港的治权一笔抹去，亦变相打开了任何可能违反一国两制及《基本法》情况的大门。

• 应对“港独”如何对症下药？

要应对“港独”思潮继续蔓延恶化，参照过往的成功经验，需重新将法治精神彰显出来，尤其是回到“前占中”法治尚未破坏的时期，相信是箇中最佳办法。至於有意见认为，中央政府应该适当在“主权”和“治权”上作出一定程度的退让，以回应目前相关声音，则恐是严重地错判形势，兼且没有真正对症下药。

首先，主权绝对不能退让，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这是一条不可动摇的铁律。任何企图分裂国家的行为，都注定不得要领，包括香港在内所有地方都不可能实现。其次，在治权方面，实也没有什么退让空间。例如在民主发展之上，《基本法》已订出了香港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两个产生办法都以普选为目标，只不过反对派人士一再宁愿原地踏步，包括不赞成2017年实现特首普选，连带2020年实现立法会普选。然而，中央拥有政改方案的最后批淮权、以及对行政长官的最后任命权，也是在主权层面考虑上无可厚非的安排。

如前所述，香港绝大多数市民均不支持“港独”，主流民意基本亦无反对一国两制的声音。由始至终，寻求“港独”的只是社会上一小撮分子。所以，不论是基于宏观大局考虑，抑或是民主原则，均不可能因为极少数人的想法，而归咎于绝大多数人的意愿。既然如此，要应对“港独”思潮，就应集中针对“港独”分子，而非其他。

然而，要从法治入手应对“港独”，也存在一些值得留意的风险——最重要的考虑是，究竟依据现行法例能否成功入罪？倘能成功入罪，固然是最佳结果。不过，始终《基本法》23条尚未立法，单靠现行法律诚然存在难度，故此执法单位和司法部门过去一段时间均未采取行动。然而，当前的“港独”已经超出言论自由的层面，不再是纯粹的所谓学术讨论，而是一种赤裸裸的主张，甚至有人公然组党争取。可是，这是否足够构成法律上的煽动、叛国之类，似乎还没有十足把握可言，谈不上稳操胜券。因为，一旦诉讼败诉，肯定会大大助长“港独”势力的气焰，他们势必更加有恃无恐、愈“独”愈激，并為香港带来更加严重的冲击。所以，执法应对“港独”必须小心行事，否则恐怕适得其反。

文·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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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现在连距离即将举行的立法会选举亦有一段时间，但很多人的视线却已经更快地集中在翌年的特首选举之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难道立法会选举没有什么瞄头？还是市民太过心急？当中原因相信并非单一因素所能解释。论结果的不可预知性，理论上立法会选举亦是充满变数，谁都不敢太过肯定；尤其是在近两年冒出了一些新的政治团体和领袖之后，很多人都期望即将举行的立法会选举会有些新的元素。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就算出现新的参与者，香港在选举政治的整体佈局，不会轻易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兴的激进政治团体或可向传统“泛民”和甚至激进“泛民”造成压力，但那主要还是在整体“泛民”的票源上进行一次内部的再分配而已，而不会是向外拓展选票的支持。由于多年以来“建制派”与“泛民”之间的政治支持度的比例出现突变，而令整个政治生态失去原来的平衡。换句话说，儘管立法会选举热闹、刺激，但它却不是爆发大变局的场地。在立法会选举过程中，无论参选的人物、政党如何针锋相对、激烈辩论，结果恐怕还是“建制”与“反建制”互相制衡，谁也没法以压倒性的姿态取得选举上的胜利。从这个角度来看，香港的立法会选举是一场颇為沉闷的政治竞赛：只是表面上有些变化，但基本上大局来来去去都是老样子。

相比之下，监管特首的投票过程通常都毫不刺激，但却令很多香港市民在主观上抱着希望，期望见到一些改变。现在，就是在这种气氛下，社会各界对明年的特首选举充满好奇。

好奇之一，是关于参选人。在香港，这是一般人口中的“跑马仔”——谁具备条件参与竞逐？谁是否热门人选？长期以来，香港缺乏一个完善的培养政治人才的制度。参与选举及议会工作是渠道之一，但不足之处是有关人士仍然缺乏实际行政工作的经验，日后未必有执政的能力。就目前的情况所见，虽然之前已经成立了政治委任制，有所谓的问责官员，在原来公务员体制之外招揽政治人才，令一些有政党背景的人士可参与特区政府的管治团队，提供了另一渠道令政治人才可争取有关的施政经验，但效果却并不明显，未足以改变本地政党参与管治的能力。於是，所谓的“跑马仔”，是在一个相当狭窄的范围内挑选有潜质的人选。现存行政会议成员又或者问责高官，就是主要的人选供应来源。

好奇之二，究竟有希望成为参选人的人士，将会怎样正式登场？在香港，有一句俗语：“见光死”，意思是一经公开之后，那位人士便可能遇到来自四方八面的攻击，很快便声誉受损，难以继续参与选举。所以，有意角逐特首的人士，必须沉著气，不宜太早公开表明参选，以免“出闸脱脚”（一开始便发生问题），无法完成整个选举过程。

好奇之三，究竟有志参选人士，能否组成班底？这个关于班底的问题，在九七年后成立特区政府以来，一直困扰政府领导层。董建华先生在九七年出任特首时，基本上是单人匹马进入政府，进行具体的政府工作。当时的假设是原来的公务员队伍乃一专业团队，换上领导后照样工作。不多久，发现这是一个相当幼稚的想法：特首与公务员之间的合作，存在相当多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政治委任制的想法，希望藉此解决当中的矛盾。特首如何组织他的班底，是筹备新政府的一个重要问题。到曾荫权当上特首时，主要是以公务员為班底，所以行政经验便不成问题，只要民望不要明显偏低，争议便不会太大。在曾荫权政府期间，矛盾便在委任副局长和政治助理时爆发，并将整个政府的支持度拖低。所以，如何组成管治班底，是大家注意力之所在。

这个问题放到明年的特首选举，则是关于不同的参选人之间如何各自找寻其忠实的支持者，成为班底的成员。这里有趣的问题是，如前面所提到，香港缺乏政治人才，在组成班底时不可能不考虑高级公务员。所以，无论将来由谁来当特首，公务员在中间都有其角色和影响力。他们未必可以左右大局，但肯定是未来政府领导层的中坚份子。

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现届特区政府被视為在组班过程中遇上困难，令其施政受到影响，那麼来届政府又能否提早做好这件工作呢？现实的困难是，如果有两个候选人角逐，哪有那麼多的政治人才来填满两个管治班底？又如果两位候选人均来自“建制派”，那麼两个班底在选举过程中不能避免会出现很多磨擦，令日后执政的政府不易跟另一派精英份子合作。期望选举是一场君子之争，明显只是主观意愿，而往往并非现实。现实是选举过程中的矛盾、恩怨，多年挥之不去。从这个角度来看，团结精英份子、统治阶层其实较想像中更为困难。

现届特首寻求连任，肯定会遇到各方势力的挑战。就算大家如何强调和谐，明年的特首选举都肯定会是一场颇為激烈的竞赛。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所构思的政治设计，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这些政治场面的出现。就算投票程序本身没有太多竞争成份，在竞选的过程中总要搞出一些火花来。而其中一个爆炸点，正是其中一方的参选人不能太留情面的检讨及总结现届政府的施政；直接的说，特区政府施政不能不面向公眾，儘管毋须面对全面开放的政治竞赛，但亦一样要接受公眾批评。就算两位候选人均来自“建制”，亦一样要经歷这样的政治程序。而在準备选举的过程中，我们将会见到个别政治人物陆陆续续的跟现政府保持距离，作為提升个人政治本钱的手段（以免自己受现届政府民望偏低所累）。各方人马如何部署？跟现届政府保持怎样的关系？这都是未来一年半载裡香港政坛最為有趣的画面。

（作者系香港教育学院副校长 吕大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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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资数百亿元人民币建成的上海迪士尼乐园正式开园，吸引了大批游客。不少人为了早点进入乐园，甚至从凌晨就开始在园外排队。即使开园当天下雨也无损游客游园雅兴，乐园里人山人海，场面十分壮观。

事实上，从去年上半年以来，香港迪士尼的访客数量就已不断下降。乐园公布的年报披露，去年香港迪士尼访客人数同比大跌9%至680万人次，拖累乐园的业绩净亏损1.48亿港元(1港元约合0.85元人民币——本报注)。

面对上海迪士尼的来势汹汹，香港迪士尼难免进一步感受到压力。较早前，香港迪士尼宣布裁减近百名后勤员工，当中包括中高层管理人员，以节省成本，提升营运效率。

香港迪士尼内忧外患不绝，只是近来香港旅游业面临困境的冰山一角。旅游发展局公布的数字显示，今年4月，访港旅客同比减少2.1%至468.6万人次，连续第11个月下跌，意味着香港旅游业仍未走出“寒冬”。

随着访港旅客持续下跌，尤其是内地客跌幅显著，香港酒店行业首当其冲受创。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李汉城透露，从去年年中起，香港酒店的入住率明显下跌。今年2月香港酒店平均入住率下跌6%至7%，入住率仅有八成，平均房价也下跌12%，其中三四星级酒店的跌幅更超过20%。

访港游客数量不断减少也影响到香港的零售市场。香港统计处公布，零售业销货总额已连跌14个月，今年4月仅为352亿港元，同比下跌7.5%，创下十余年来最长时间跌势。

旅游业占香港生产总值的5%，一向是香港的经济支柱，它最重要的贡献是提供了约27万个就业机会。随着“自由行”内地客减少以及上海迪士尼的开园，零售业和酒店业面对的影响相信将进一步扩大，香港旅游业未来态势严峻，在所难免。

来源：参考消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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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行为不断升级，去年底有人涉嫌纵火引爆立法会外的垃圾桶，到农历新年，更进一步发展成旺角暴乱，暴徒既在街头纵火，又向警员掷砖头，看得市民胆战心惊。这段日子，香港还出现“港独”论述，如果这种激进的思想与暴力行为结合起来，后果不堪设想。

上述激进行为都会危害别人，并有机会令参与者负上刑责，可谓害人害己，无异于玩火自焚。进行诸多害人害己的行为，背后必定有它的原因，而笔者则认为，这是出于对时局的误判以及过度的理想主义。

首先，参与这些暴力事件的人，许多都是无业，或从事低层次工作，又或是学生，他们或入世未深，或对社会有诸多不满，对香港的现况未能有准确的判断，常妄言”民不聊生”。其实，虽然香港社会有向上流动性低、贫富悬殊、楼价高企等积弊，但这些问题世界其他地方都存在，是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必然遇到的。

经济方面，香港一直位列世界发达经济体之列，失业率徘徊在3%左右。比起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香港可说是天堂。现在港人较为娇贵，一些辛劳的工种如“猪肉佬”、地盘工等都乏人问津。如果要说香港有什么病，可以说，是患了“富贵病”。有些人却只知把香港的问题无限放大，成为社会的乱源。

或许是社会日益富庶，香港社会亦滋生了理想主义，很容易因为坚持某些理念而生乱。例如旺角暴乱就是以保护街边小贩和本土特色为名，引发的一宗乱事。当然，查明事实，就知当时小贩管理队并没有驱赶小贩的举动，但暴徒却伺机以响亮的名堂惑众，抢夺道德高地。其他诸如民主、环保等议题也都随时可成为触发乱事的导火线，其中“占中”就是为了争取民主选举所导致。

更大的问题是，有些人对执政当局充满不信任，由是对于本港的情况过于悲观，并且反应过敏。

前年“占中”的发生，是因为警方在大型非法集会中放了催泪烟，这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是很寻常的事，警方的目的也不过是驱散示威者，可是当日那些“占中者”却有被暴力镇压的感觉，一发不可收拾。

又例如版权修订条例，本是保障知识产权的法例，世界许多地方都有，港府有与先进接轨、从速立法的压力。可是，有人却称之为“网络廿三条”，将之与公安条例相提并论，并恶意诋毁，视之为政府打压言论自由的手段，这无疑是想象力太丰富，乃至于杯弓蛇影了。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许多，可以说，部分香港人正患上被害妄想症，总觉得受到当局的迫害，稍有风吹草动，就草木皆兵。

目前，香港明明是个繁荣稳定的地方，人权得到充分的保障，可是有人偏偏说香港这不够好、那里受打压，并且因为心里的不安，搞起暴力抗争，破坏香港的稳定。而当有人质疑他们为何采取暴力手段时，他们还会说，这些年香港的时势，已迫得他们不得不采取暴力。实际上，特区管治宽松，官员从来忍气吞声。倒是那些声称被打压的人恶形恶相，由最初的恶言相向，到掷樽掷蛋乃至于纵火放炸弹，也愈演愈烈，破坏了香港的和平安宁。

香港要守护得来不易的繁荣稳定，一定要治好这种被害妄想症。大家要对政府少一份不必要的怀疑，并且拿出诚意来衷诚合作。面对社会上诸多的事件，人们不要反应过敏，而应实事求是；不要过分解读政府的立意，而应就事论事。港人如果多向好的方向想，也会如此自我实现。

文：容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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