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香港人对古代中国是有认同感的，但却对当代中国缺乏认同感。若要改变这种局面，须从建立国家软实力着手，循大众传播媒介逐渐渗入，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要运用多些柔性手腕，在国内外营造正面形象，这方面可以借鉴英国皇室。

“占中”是以青年为主导的一场运动，“占中”过后，激发了“港独”思潮，部分港青对中央政府诸多不满，与祖国渐行渐远。“占中”以后，香港社会普遍关注青年问题，亦特别希望建立青年对祖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消除“港独”意识。

在建立青年对国家认同感和归属感方面，香港没有国民教育

2012年，教育局本欲在中小学推行国民教育课程，可是临门一脚却发生“国教风波”，学民思潮等组织发起游行、绝食等行动，指责国民教育是“洗脑课程”，要求全面撤回，特区政府迫於形势，只好作罢。

其实，以现时的局势来看，香港暂时并不适宜推行硬性的国民教育或任何类近的课程，这并不是说推行国民教育有什么不正确。事实上，世界各地的学校都有国民教育，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与在家里教导孩子尊敬父母、在学校教学生爱护学校一样，均符合普世价值。只不过，香港人现在对于爱国这个词不寻常地敏感，国民教育的方法或可斟酌。好像青年事务委员会刘鸣煒被发现拥有英籍，即遭传媒追问是否爱国，一味穷追猛打，仿佛揭露了什么黑材料似的，非要难一难他不可。媒体就此跟进报导，达一周之久。

在一些传媒的渲染下，爱国不是出于献媚，就是出于愚昧，爱国教育或国民教育等同于洗脑。中小学学生年纪虽小，对此却是相当敏感和抗拒的，老师任教这些科目也是吃力不讨好，若强加推行，只会产生反效果。

 老实说，香港根本也不必过分强调爱国

现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是一座国际化的城市，这里有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除了中国人外，还有来自南亚、东南亚、欧美以至其他世界各地的人。人们不必一定说广东话或普通话等汉语方言，英语也是官方语言。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虽是人口主体，但其他种族的人只要符合资格，都可以领取香港身份证，成为法律上的香港人。香港人英雄莫问出处，只要勤奋工作、遵守法律，就可以在这里安居乐业，闯出一片天地。

我们视来自南亚、东南亚、欧美等地而领取香港身份证的人为香港人，但又岂会要求他们一定要爱中国呢？现在，香港居民无须因为拥有英籍、加籍或其他国籍而放弃香港身份证，除非有关人士要竞选立法会或进入政府，才依例须放弃其他国籍。故此，好像刘鸣煒这样的青年才俊，也一样持有英籍，这些都不应成为禁忌。

当然，大部分香港人与内地人同文同种、血脉相连，本应倍加相亲，不过，感情和归属感这回事从来不能勉强。还要思考的是，回归前从来没有什么国民教育，可是港人的爱国之情却溢于言表、见诸行动，为什么回归后爱国反倒成么一种“禁忌”？这固然与某些媒体丑化现政权和挑动两地矛盾有关，但同时，亦出于恐惧“一国两制”遭到破坏，而刻意欲与内地保持一定的距离。既然如此，当局不如采取较么放任的态度，反可收服人心。

现时，要加强港人对祖国的归属感，只宜先从国史教育、文化教育方面入手，润物细无声，而不宜强行说教。香港中小学的国史教育常常遭到批评，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这是应该检讨的。

有些香港人对古代中国是有认同感的，也有兴趣研习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但却对当代中国缺乏认同感，对于内地同胞充满鄙视，这些观念也影响当今的香港青年。要改变这种局面，须从建立国家的软实力着手，循大众传播媒介逐渐渗入，透过电影、电视、书刊杂誌，增加内地的影响力。

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要运用多些柔性手腕，在国内外营造正面形象，这方面可以借鉴英国皇室。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受到戴安娜皇妃的挑战，一些英国人对英女皇和皇室曾有所不满，但是随著戴妃的去世以及皇室的改变，英国人已日渐改观。

现在，民调显示，英女皇伊利沙白二世民望高企，七成受访者认為她在位越久越好，比例是35年以来最高。这一切，是皇室上下的努力，切合时势，走平民化路线，打破了与民众的隔阂，我们的中央政府也可多向英国皇室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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