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二彪

        2003年，为了推进产业结构的转换、缓和因人口减少带来的国内市场萎缩，同时增进世界对日本的理解，日本政府制定了以推动入境旅游为重点的“观光立国”发展战略。2006年又进一步在国会上通过了《推进观光立国基本法》，以旅游启动内需。当时提出的入境外国游客数值目标为：2010年 1000万人，2016年2000万人。鉴于2003年访日外国游客人数仅为521万人，当时日本各界对目标的达成可能性并不乐观。事实上，受金融危机、外交摩擦等影响，日本通往国际观光大国的道路的确不平坦。7年后的2010年，访日外国游客仍然只有861万人。

但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梦想成真。2015年，访日外国游客人数激增到1997万人，几乎提前一年实现预定目标。同年，世界经济论坛（WEF）公佈的国际旅游竞争力排行榜上，日本已跃升為亚洲首位。

• 日本的入境旅游业发展如此迅速，可以归功于以下几个原因：

一、日本周边的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增长领先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居民收入、消费水准已经接近甚至超过日本。

二、2012年，安倍晋三领导的日本自民党执政后，全力推行“安倍经济学”，导入大胆的金融缓和政策带来日元贬值，让日本以外的东亚主要经济体的货币，对日元均有不同程度的升值。特别是人民币对日元的汇率升幅，三年中高达40%左右。由於收入水准上升加上本地货币对日元升值，对亚洲游客来说，日本已经不是往日望而生畏的高价旅游目的地。

三、赴日旅游签证门槛日益降低。虽然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以外的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游客访日仍需签证，但是申请条件逐步放宽，手续日益简化。

四、物美价不贵的日本產品与礼貌细致的日本服务、有特色的景观、安全有序的社会环境，让游客访日后普遍成为日本义务宣传员。

五、中国国内赴日旅行舆论环境的变化。在经历了中日两国首脑两年半不来往的关系异常期后，2014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在北京举行了会谈。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对国民赴日旅行的舆论，逐步从批判转为宽容和鼓励，赴日观光热迅速升温。

2014年访日中国游客猛增到240万人，比2013年（131万人）增加83%。2015年进一步激增到499.7万人，比2014年增加107%。同年，中国超越韩国，首次成为访日外国游客最大来源地。中国游客占访日外国游客总数的四分之一，其消费总额达到14174亿日元，占访日游客消费总额（34771亿日元）的比重更是高达 40.8%。访日外国游客的大量增加，对日本的旅游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就业，都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2016年3月，日本政府再接再厉，提出了2020年4000万人，2030年6000万人的访日外国游客人数新目标。如此大跃进式的目标是否能实现？很难断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关键因素取决于中国。从访日游客传统来源地来看，相比韩国（2015年总人口约5150万人，访日游客400万人）、台湾（2015年总人口约2340万人，访日游客368万人），中国访日游客数占总人口的比例还非常低，增长空间还非常之大。

对“中国因素”在日本观光立国战略中的影响，两国政府想必心知肚明。如能因势利导地推动以民间为主导的旅游外交，增进两国人民的交流和相互理解，对两个东亚大国的和平相处功莫大焉。但应当提醒的是，旅游市场有其自身调节机制，如果两国政府直接介入过多，客流可能会暴涨暴落，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和摩擦。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闸门开关的操作务必三思而行。

（作者系日本亚洲成长研究所（Asian Growth Research Institute ）研究部长、主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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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法律法规的建立方面，日本先后制定了《灾害对策基本法》《大规模地震对策特别措施法》《灾难救助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了发生灾害后应采取的程序和对策。这方面的巨大进展主要就是因為在阪神大地震中，日本的救援以及各项对应措施出现极大的问题。阪神大地震发生整整2两小时之后，时任首相村山富市才接到报告，而内阁会议结束时神户已然是一片火海。此外，自卫队的动员也是发生在地震7小时之后，无疑错过了救援的最佳时机，而大型救灾设备在震后三天才获批投入。

痛定思痛的日本人不得不从根本上对防灾体系进行改进。1995年后，日本对法律法规大幅修改，形成涵盖灾害全过程的法律体系。此外还设置了中央级别的防灾机构，通过修改《内阁法》提高首相危机时的管理权力。1996年，日本对《防卫大纲》作出调整，重点加强了灾害应对能力，除了建立近3000人的常备救灾部队之外，还规定灾害时防卫省长官可直接派出救灾部队。

其次，日本建立了一整套救灾物资的储备和运输体系，确保灾民在灾后能及时获取必要的救灾物资。日本在各地都建立了救灾物资储备中心或储备点，储备帐篷、被褥、发电机及燃料、手电和食品等应急物资，保证灾情发生时可以及时就地发放，确保灾民的基本生活。此外，政府鼓励每个家庭在家中储备救灾物资，存放能够维持一家人三天到一周的饮用水和食品。

另外，日本的房屋建筑都制定了极高的抗震标准。日本的《建筑设计基准法》颁布於1950年，之后几经修改，其中比较著名的有1971年的修正。据阪神大地震后的统计显示，这次地震中受损建筑大部分都建于1971年前，而1981年后建造的房屋几乎完好无损。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建筑基準法》1971年修正令强化了钢筋混凝土柱的带筋间隔距离，而1981年则全面实行“新抗震设计法”，引入了多个方面的新规定。此后，日本在1996年、2000年、2005年和2006年四次修改《建筑基準法》，将建筑物的抗震标准一再提高。

最后还有一条不得不提的就是，日本民众较强的防灾意识和丰富的防灾知识。日本政府於1960年将每年9月1日定為防灾日，之所以定為9月1日就是因為前文所提关东大地震发生在这一天。防灾日的这天日本各个单位都会举行各种防灾演习，以提高救援部门应急反应能力和市民的防灾减灾意识。日本从小学开始就会定期举行防震演习，教育孩子们一旦发生地震不要慌乱，要保护好头部，从容有序躲避等知识。进入社会后也时常开办一些防灾救灾展览和研讨会。许多地方都有专门的地震防灾中心，长期宣传和普及地震相关常识，并由专业人员传授正确的急救和自救方法。这也就是哪怕发生像东日本大地震那样的9级地震，日本的灾民也表现得有条不紊的原因之一。

熊本地震虽然其规模接近阪神大地震的水平，但到笔者截稿為止，并没有收到太大规模的人员伤亡报告，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进步和了不起的成就。中国也是地震多发国家，邻国与地震相处之道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之处。

本刊特约记者 周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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