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结果不仅宣告香港稳定币业务正式迈入持牌合规运营阶段，更清晰传递出“严监管、强合规、金融主导、服务实体”的行业信号，而两家获批机构截然不同的背景与优势，也让市场对其竞争力、企业接受度及牌照效益转化充满关注。

“36选2”释放三大核心信号

此次金管局以近乎苛刻的标准筛选首批持牌机构，核心释放三大明确信号。

首先是监管层面以《稳定币条例》为核心，“稳字当头、风险零容忍”的坚定立场，包括：

1、资本与储备门槛极高：要求实缴股本不低于2500万港元，或不低于稳定币流通总面值1%的资本（两者取高）；稳定币必须100%以现金、银行存款、短期国债等高质量流动资产储备，独立托管、每月第三方审计并公开披露。

2、风控与合规零容忍：审核重点聚焦反洗钱（AML）、反恐怖融资（CFT）、客户资产保护、极端市场压力测试、赎回机制（1个工作日内完成）。金管局明确，获批核心是“充分风控能力+可行业务场景+合规经验”，34家机构多因合规体系不完善、储备能力不足、场景模糊被淘汰。

3、禁止高风险模式：明令禁止算法稳定币，仅允许法币抵押型稳定币，从源头杜绝脱锚风险。

这些均传递明确信号：香港拒绝“野蛮生长”，稳定币是金融基础设施，非投机工具，必须以银行级安全标准监管。

其次是主体选择上“传统金融主导、强信用背书优先”的导向，两家获批机构均深度绑定传统金融巨头，绝非偶然：

汇丰银行为香港三大发钞行之一，拥有顶级信用背书、万亿级资产负债表、成熟全球跨境支付网络与百年风控体系，是稳定币“稳定”属性的最佳保障。

碇点金融科技：渣打银行（控股50.5%）+香港电讯（线下支付与用户触达）+安拟集团（Web3生态）的“黄金组合”，兼具银行合规、电信渠道、数字资产技术能力。

背后的信号很清晰，香港稳定币赛道由传统金融机构主导，而非原生虚拟资产平台。监管认为，银行的信用、资本、合规体系是稳定币信任的基石，避免重蹈过往非银稳定币储备不足、监管缺失的覆辙。

最后是发展方向上“立足港元、聚焦跨境与实体场景”的定位。两家持牌机构均计划首发港元稳定币，场景聚焦跨境支付、本地零售支付、代币化资产（RWA）交易、供应链金融、可编程支付。汇丰拟整合至PayMe与手机银行，碇点计划覆盖线下商户与Web3生态。

这表明，香港稳定币战略是“金融+科技”服务实体，而非纯虚拟资产投机，目标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提升跨境支付效率，衔接传统金融与数字经济。

谁更有市场竞争力？

从市场竞争力来看，汇丰银行与碇点金融科技呈现出鲜明的差异化格局。

汇丰银行的核心优势在于百年金融巨头的“全能型实力”，作为香港三大发钞行之一，其拥有无可比拟的品牌信誉、全球60余国的业务网络、成熟的反洗钱与风控体系，以及覆盖全港的企业与个人客户基础。技术与渠道上，汇丰稳定币将无缝接入PayMe支付钱包与手机银行，可快速触达数百万用户，形成“发行-托管-支付-结算”的全闭环服务，尤其在机构跨境结算、大额贸易融资领域具备天然优势，主打安全、合规、高流动性的“银行级数字现金”。

而碇点金融科技则凭借“金融+电信+科技”的跨界联合体形成独特竞争力，渣打银行提供底层合规与资金托管，香港电讯依托“拍住赏”钱包覆盖本地商户与C端流量，安拟集团则注入Web3生态与技术能力，构建起“B端机构+B端Web3+C端分销”的立体网络。其优势在于机制灵活、创新能力强，更擅长跨境小微支付、供应链金融、数字娱乐资产结算等细分场景，能够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并拓展多元应用。

面向企业客户群体，两家机构的受欢迎程度呈现明显的场景分化。

大型跨国企业、金融机构与资深投资者更倾向于选择汇丰，核心在于其全球网络覆盖、机构级服务能力与极致稳健的合规体系，能够无缝对接企业现有跨境结算、贸易融资、资金管理流程，降低系统对接成本与合规风险，尤其适合大额、高频、高安全性要求的跨境资金流转。

而中小企业、跨境电商、Web3相关企业及创新型公司则更青睐碇点金融科技，其合资架构更具灵活性，服务响应更快，收费模式更适配中小客户需求，且在Web3生态、本地商户对接、小微跨境结算等领域具备专属优势，能够为成长型企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数字化支付与结算解决方案。

整体而言，两者并非直接竞争，而是形成“大型机构找汇丰、创新与中小客户选碇点”的互补格局。

牌照能否转化为效益？

至于牌照能否顺利转化为实际效益，短期与长期呈现截然不同的态势。

短期内，两家机构均面临压力，高额的合规成本、盈利周期长，难快速变现，原因如下：

1、刚性成本巨大：储备资产需100%低风险配置（无高收益），叠加审计、合规、技术、资本占用成本，初期仅靠发行费、兑换手续费难以覆盖投入。

2、用户培育缓慢：公众对稳定币认知不足，商户与机构接受度需时间培育，且稳定币不能付息，缺乏存款式吸引力。

3、场景落地受限：跨境支付需对接全球监管，本地支付需竞争支付宝、微信等成熟工具，短期难颠覆现有格局。

但从长期战略价值来看，牌照的稀缺性与垄断性将逐步转化为核心效益，首批持牌机构将长期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理由如下：

1、稀缺性与垄断红利：金管局明确“整体牌照数量有限”，首批两张是“数字金融通行证”，形成长期准入壁垒。

2、生态主导权：持牌机构可连接银行、支付、Web3、RWA等领域，构建“港元稳定币+场景+生态”闭环，掌握数字支付与资产代币化的核心枢纽。

3、协同效应显著：汇丰可将稳定币嵌入跨境贸易、财富管理；碇点依托渣打、香港电讯、安拟，打通金融、电信、游戏/NFT生态，实现场景快速渗透。

4、政策与信任溢价：持牌稳定币是香港唯一合规法定锚定币，获监管背书，机构与用户信任度远高于非合规产品。

因此，牌照短期是“合规成本单”，长期是“数字金融核心资产”，盈利需1-2年培育，但价值随生态扩张持续提升。

中小虚拟资产服务商还有机会？

首批牌照被银行系包揽，对中小虚拟资产服务商而言，无需悲观，更不能盲目竞争发行牌照。香港稳定币生态是“持牌发行方+生态服务商”的分层格局。

1. 核心生存空间在四大差异化赛道：

场景服务与技术外包：中小机构深耕垂直场景（游戏、NFT、跨境电商、本地小微支付），为持牌稳定币提供场景接入、钱包开发、商户运营、技术解决方案。持牌机构聚焦发行与风控，场景落地需依赖生态伙伴。

合规经纪与增值服务：持牌稳定币需销售、兑换、托管、清算服务，中小机构可申请“稳定币中介牌照”（非发行牌照），提供合规交易、钱包托管、用户教育、资产兑换，避开发行高门槛。

Web3生态与创新应用：中小机构擅长社区运营、DeFi、NFT、链游等原生场景，可与碇点（安拟集团背景）合作，将稳定币嵌入Web3生态，做创新应用开发商、生态运营商。

跨境小微与区域服务：银行聚焦大额机构跨境支付，中小机构可深耕个人跨境转账、小微商户跨境结算、区域市场（东南亚）本地化服务，以灵活、低成本形成互补。

2. 生存关键在合规为先，聚焦“服务链”：

放弃直接发行：香港稳定币发行牌照门槛极高（资本、储备、风控），中小机构几乎无可能获批，应转向中介、技术、场景服务。

拥抱合规协作：主动对接汇丰、碇点，成为其生态服务商，获取合规流量与技术支持，避免“灰色地带”风险。

深耕细分壁垒：在垂直领域做深做精（如游戏支付、跨境电商结汇、小微商户服务），形成场景、技术、用户壁垒，不与银行正面竞争。

未来，香港将持续少量发放牌照，但门槛不会降低。对行业而言，合规是底线，协作是出路，稳定币最终将从“牌照之争”走向“生态之争”，服务实体经济、实现风险可控的机构，才能在数字金融新时代立足。

2020年6月至2022年6月的两年间，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与地缘环境的复杂变动，催生了香港一轮显著的人口净流出潮。数据显示，这两年里，离开香港的人数比抵港人数多出约17万人，住房市场也随之陷入需求疲软、租金与房价双双承压的状态，不少业主无奈下调租金预期，部分空置房源的数量也悄然增加。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平稳转变，2023年成为香港人口流动的关键转折点。跨境通行全面恢复，港府顺势推出一系列“抢人才、留人才”政策，“高才通”“优才计划”“专才计划”等持续扩容，精准吸引全球高端人才与专业劳动力。截至2025年6月的三年间，香港人口流动彻底逆转，净增人口约20.6万名，其中来自内地的新移民占据绝对主导，这一数字不仅完全抵消了此前两年的净流出影响，更成为推动香港社会与经济复苏的核心力量。

人口的急速涌入，首先在租赁市场引发了剧烈反应。

自2022年年中以来，香港私人住宅租金中位数在此期间大幅攀升16%，逼近历史高位，核心区域的涨幅更为惊人。九龙的尖沙咀、油麻地，港岛的中环、铜锣湾等热门片区，因交通便捷、配套成熟，成为新移民的首选之地，租金年涨幅甚至突破20%；就连新界的部分新兴居住区，也因性价比优势迎来需求热潮，租金同步上行。与此同时，香港高校学位供应紧张的问题持续凸显，大量学生因无法申请到宿舍，被迫转向私人租赁市场，进一步加剧了租赁市场的竞争态势，不少房源出现“多户争抢、快速成交”的情况，业主也趁机上调租金报价。

在租赁市场持续升温的背景下，香港楼市的买卖端也迎来了新的活力，新移民的购房需求成为支撑市场回暖的关键力量。2025年，内地买家在香港一二手住宅市场的注册量达到13906宗，涉及金额高达1379亿港元，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占全港总成交的四分之一。从购房偏好来看，新移民尤其青睐400万至800万港元的中小户型，这类户型总价适中、流动性强，既满足了刚需群体的居住需求，也具备一定的投资价值；同时，部分高端人才与高净值人群则聚焦5000万港元以上的豪宅市场，他们看重香港的国际区位优势、资产配置多样性以及优质的生活配套，这类房源的成交占比接近70%，有效带动了中高端楼市的活跃度。

不过，将新移民涌入视为“拯救香港楼市”的万能钥匙，显然并不客观。从市场表现来看，香港楼市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分化特征：以新移民需求为支撑的中小户型与豪宅市场回暖迹象显著，但占据市场主体的中端普通住宅，复苏步伐却相对温和。尽管整体房价较2025年的低位有所回升，但距离2021年的历史高位仍有较大距离，累计跌幅超26%，不少业主对房价上涨仍持观望态度。

更深层次来看，香港楼市面临的核心问题——土地供应短缺、住房结构失衡、人口老龄化趋势等，并未因新移民的涌入得到根本性解决。尽管香港政府近年来持续推进土地开发计划，包括棕地开发、北部都会区建设等，但从规划到落地需要漫长时间，短期内住房供应缺口仍难以填补。同时，新移民的流入也对香港的公共服务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教育、医疗、交通等资源的承载压力增加，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楼市的长期健康发展离不开整个城市公共服务与产业结构的协同升级。

从政策层面来看，香港楼市的回暖，是新移民需求与政策调整的双重作用结果。2024年香港全面“撤辣”，大幅降低了非永久居民的购房成本，叠加美联储降息周期下香港按揭利率下行，新移民的购房能力显著提升，进一步激发了市场交易活跃度。而“高才通”等人才计划的持续推进，确保了人口流入的稳定性与质量，为楼市提供了可持续的需求支撑，不少人才计划的参与者选择在港定居置业，成为楼市长期发展的基石。

综上，新移民的涌入是香港楼市走出低谷、实现复苏的关键驱动力，尤其在租赁市场和中高端交易板块展现出强大的支撑力。然而，将其视为“拯救”楼市的万能钥匙则略显绝对。

它更准确的定位是：一剂强效的短期强心剂，有效缓解了市场流动性与信心问题，并推动部分板块率先回暖。但要实现楼市的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香港仍需在增加住房供应、优化产业结构、提升民生福祉等方面持续发力。

香港资本市场为何突然“热”起来？为何中国优质企业，尤其是科技新势力，不约而同选择香港作为上市首选地？为何偏偏是AI成为港股IPO的绝对主角？这一连串问题的答案，勾勒出中国新质生产力走向全球资本市场的清晰路径。

香港IPO的复苏密码

2024年的香港资本市场，全年仅70家企业上市，募资不足90亿美元，市场信心跌至阶段性低谷。仅仅一年时间，上市数量增长超60%，募资规模翻四倍，这种“V型反转”绝非偶然，而是多重利好集中兑现的必然结果。

政策改革是点燃市场的第一把火。港交所过去三年持续迭代上市规则，从18A生物科技通道到18C特专科技新规，再到同股不同权、简化盈利要求、降低特专科技市值门槛、科企上市专线，一系列“精准松绑”彻底打破传统上市框架的束缚。尤其是18C章的优化，允许未盈利、未完全商业化的硬科技企业登陆主板，直接匹配AI、芯片、前沿科技企业“高研发、慢盈利、长周期”的成长特性，让大量处于技术攻坚期的优质公司不再被盈利门槛挡在门外。2025年5月推出的“科企专线”更是提速增效，半年内超70家科技企业通过该通道上市，审核效率大幅提升，让优质项目快速对接资本。

跨境监管协同与资金回流，为市场注入充足活水。2024年以来，内地监管部门明确支持行业龙头、科技企业赴港上市，A+H双重上市机制全面畅通，2025年19家A股龙头南下港股，贡献近半数募资额，宁德时代、恒瑞医药等巨头的登陆，既带来巨量募资规模，也提振全球投资者对港股的信心。与此同时，美联储加息周期结束、全球流动性转向宽松，叠加中国经济复苏预期强化，欧美长线资金、主权基金、对冲基金重新回流亚洲市场，香港作为国际资本进入中国的核心门户，成为资金配置的首选目的地。数据显示，2025年港股IPO基石投资金额突破千亿港元，89家新股引入基石投资者，国际配售超额认购屡创新高，资金面的充裕直接推高市场热度。

市场生态重构与估值修复，让香港从“估值洼地”变回“价值高地”。此前数年港股持续调整，优质资产估值处于历史低位，2025年随着宏观环境改善、企业盈利修复、科技赛道爆发，恒生科技指数年内涨幅超三成，二级市场赚钱效应显现，反过来吸引更多企业选择港股上市。港交所同步推进IPO定价机制改革、优化交易制度、提升市场流动性，推动市场从“散户主导”向“机构主导”转型，定价更理性、波动更可控，为大型IPO提供稳定的发行环境。此外，De-SPAC、转板上市等多元上市路径落地，让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企业都能找到适配的融资通道，进一步扩容上市供给。

更关键的是，企业端需求集中释放形成“羊群效应”。过去三年受市场环境影响，大量优质企业推迟上市计划，形成超400家的排队储备库，涵盖科技、制造、消费、医疗全领域。2025年市场回暖后，这些企业集中启动IPO，叠加AI、新能源等赛道爆发式增长带来的融资刚需，供需两端双向发力，最终造就了港股IPO的“黄金之年”。

内地企业为何扎堆南下？

全球交易所竞争白热化，纽约、纳斯达克、伦敦、新加坡各有优势，为何中国内地企业，尤其是高科技、新经济公司，纷纷将上市目的地锁定香港？答案藏在香港独一无二的“连接者”定位。

首先，制度优势无可替代，上市规则更适配中国科技企业。A股上市对盈利、营收、股权结构要求严苛，审核周期长，难以满足未盈利硬科技企业的融资需求；美股受地缘政治、监管不确定性影响，中概股上市与退市风险上升，估值与流动性持续承压。而香港的上市规则高度灵活：18C章专为特专科技定制，允许未盈利、同股不同权、VIE架构上市，审核效率高、周期可控，既契合AI企业“重研发、轻盈利”的特点，也适配互联网、科技企业的股权结构设计。同时，香港法律体系接轨国际，信息披露、公司治理标准符合全球机构投资者要求，无需额外调整即可获得国际资金认可，上市后再融资、并购、分拆等资本运作更便捷。

其次，资本生态全球顶级，既能融大钱，也能融长钱。香港汇聚全球顶尖投行、基金、主权财富基金、家族办公室，资金体量充足、配置意愿强，尤其青睐中国优质资产。2025年港股IPO前十大项目募资占比超七成，宁德时代港股IPO募资超400亿港元，国际配售超额认购超120倍，彰显全球资本对中国龙头的认可。更重要的是，香港资金兼具“国际视野”与“中国认知”，既理解中国产业政策与市场空间，也能对标全球科技估值体系，给予AI、硬科技企业更合理的估值定价，避免“水土不服”导致的估值折价。此外，港股通机制打通内地与香港资金通道，国际钱、内地钱双向流通，形成全球最具活力的跨境资本生态，为企业提供持续的资金支持。

第三，战略价值远超融资，是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最佳跳板。对于中国科技企业而言，香港上市不仅是“筹钱”，更是品牌国际化、合规全球化、产业出海的关键一步。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拥有全球顶级的商业网络、中介服务与品牌影响力，上市后企业自动获得国际市场认可，便于拓展海外客户、并购海外资产、吸引全球人才。同时，香港严格的监管与合规体系，帮助企业建立国际化治理结构，满足全球市场合规要求，为后续进军欧美、东南亚市场扫清障碍。众多AI、智能驾驶、高端制造企业，均将港股上市作为“技术出海+资本出海”的起点，借助香港平台实现从“中国龙头”到“全球选手”的跨越。

最后，跨境协同优势显著，A+H双平台赋能企业长期发展。2025年成为“A+H双重上市”爆发年，19家A股公司登陆港股，数量同比激增超5倍。对于AI等科技企业而言，双平台布局既能获得内地产业政策与应用场景支持，也能通过香港吸引全球研发资源与战略投资，形成“内循环驱动创新、外循环赋能增长”的良性循环。

AI成港股IPO核心增量

2025年港股IPO的结构性变化，比数量与规模的增长更具意义：AI与高科技企业成为绝对主力，贡献超四成上市数量、近三成募资规模，从大模型、通用GPU、智能驾驶到AI应用、具身智能，AI全产业链企业扎堆登陆港交所，撑起市场增量的半壁江山。智谱、MiniMax等生成式AI龙头上市，天数智芯等国产GPU企业挂牌，小马智行、文远知行等智驾公司集结，香港正快速成为全球AI企业的上市首选地。

第一，AI产业进入爆发期，融资刚需与上市窗口期高度重合。2023年以来，全球生成式AI、大模型、通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中国AI产业进入“技术落地+商业化提速”的关键阶段，从底层算力、框架模型到行业应用，全链条进入大规模研发投入与市场扩张期。AI企业的成长特性决定了其需要持续、大额、长期的资本支持：算力采购、模型训练、人才招募、场景拓展均需巨额资金，且早期普遍亏损、盈利周期长，传统融资渠道难以满足需求。2025年恰逢AI产业从“技术竞赛”转向“商业化竞赛”的关键节点，大量独角兽、准独角兽企业进入上市成熟期，叠加港股18C章的制度红利，上市融资成为最优选择，形成“产业爆发+上市窗口”的完美共振。

第二，港股制度精准适配AI企业，解决“上市难”核心痛点。AI企业的核心痛点是高研发、低盈利、轻资产、股权特殊，传统上市规则难以覆盖。港交所18C章针对性破局：降低已商业化特专科技企业市值门槛至40亿港元，未商业化企业市值门槛降至80亿港元，允许未盈利、无稳定收入企业上市，认可研发投入、技术专利、核心团队、场景落地作为估值核心，而非单纯依赖利润。同时，支持同股不同权、VIE架构，保护创始团队控制权，适配AI企业快速迭代、长期投入的发展模式。“科企专线”进一步压缩审核周期，让AI企业能快速对接资本，将资金投入核心研发，无需被盈利指标束缚。这种“量身定制”的制度供给，让香港成为全球最适合AI企业上市的市场，没有之一。

第三，全球资本疯狂追捧AI，港股成为AI资产配置核心阵地。2025年，AI仍是全球资本市场最确定、最具成长性的主线，机构资金、产业资本、长线资金均将AI作为核心配置方向。中国AI企业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场景、最完整的产业链、最快速的商业化落地能力，在大模型、智能驾驶、AI制造、AI医疗等领域具备全球竞争力，成为全球资本争抢的优质资产。香港作为国际资本配置中国资产的核心窗口，自然成为AI企业上市与资本投资的交汇点。数据显示，2025年港股AI板块上市首日平均涨幅超15%，恒生人工智能指数年内涨幅超30%，智谱、MiniMax等头部AI企业上市即获超额认购，国际基石投资者扎堆入局，资本的追捧进一步吸引更多AI企业赴港上市，形成“企业上市—资本涌入—估值提升—更多企业上市”的正向循环。

第四，中国新质生产力战略加持，AI成为科技升级核心抓手。2025年，中国将人工智能、高端制造、半导体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方向，政策支持、场景开放、产业协同全面发力。AI技术与制造业、服务业、民生领域深度融合，催生海量应用需求，为AI企业提供持续增长的业绩支撑。从国家层面到地方政府，均鼓励优质科技企业登陆国际资本市场，借助全球资本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香港作为国家“双循环”战略的重要节点，承担着“科技金融创新枢纽”的使命，政策层面持续引导AI、硬科技企业赴港上市，形成“国家战略+产业趋势+资本市场”的同向发力。

第五，港股AI生态成型，集群效应吸引全产业链企业集聚。2025年，港股已形成算力基础设施、大模型平台、行业应用、智能硬件全覆盖的AI上市集群，从天数智芯的通用GPU，到智谱、MiniMax的大模型，再到极智嘉的具身智能、小马智行的智能驾驶，AI产业链各环节龙头齐聚香港。这种集群效应带来显著优势：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相互协同、资本聚焦、研究覆盖密集、估值体系成熟，形成“AI产业高地+资本高地”的双重优势。新上市的AI企业能快速融入生态，获得产业合作、战略投资、市场拓展的多重机会，进一步强化香港对AI企业的吸引力。

当AI的技术浪潮遇上香港的制度优势与资本生态，造就了2025年港股IPO最亮眼的风景，也让香港从传统金融中心，加速转型为全球硬科技与AI企业的首选上市地。

两大投行的乐观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建立在对市场基本面的深度研判之上。花旗在研报中拆解了五大核心支撑：新增土地供应量处于14年来最低水平且低于销售量，供需格局持续改善；截至2025年9月，一年内可用供应量减少1万户，住宅货量消化速度加快；2026年起新盘销售量将转为净增长，预计达2.1万户，创下2019年以来新高，而未来2-3年竣工量将稳步下降，2026年预计仅2万套，市场供不应求态势将愈发明显；非本地学生签证获批量每年增加1万份，2026年将达9万份，叠加每年16万人的人才流入规模，为租赁市场和未来置业需求提供持续动力；2023-2025年累计楼价增长已达20%，毛租金收益率升至3.5%，70平方米以下房屋实现盈亏平衡，投资属性显著修复。

摩根士丹利则进一步强调利率环境与市场信心的双重支撑。随着美联储进入降息周期，香港联系汇率制度下的按揭利率同步下行，部分银行按揭利率低至2%，而同期租金回报率普遍在3%-5%之间，形成了“供平过租”的良性格局——租金收入足以覆盖房贷成本，甚至还有盈余，这一变化极大激活了投资需求，也为房价上涨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该行将香港房地产评级上调至“吸引”，并同步调高新鸿基地产、恒基地产等龙头发展商的目标价，认为行业复苏将推动发展商重拾增长动力，估值有望实现重估。

量价齐升+股楼共振

大行的乐观预判，早已在市场数据中得到印证。港府土地注册处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整体楼宇买卖合约达80702宗，同比上升18.7%，创四年新高；其中住宅楼宇买卖登记62832宗，总值5198.30亿港元，同比分别上升18.3%及14.4%，呈现出扎实的“量价齐升”态势。进入2026年，热度更是持续攀升，1月前五天就录得6宗逾亿港元豪宅成交，数量较去年1月全月高出1倍，美联物业预测当月一手新房成交量将突破2000宗，创2013年以来最佳开局。

楼市的回暖，与港股的强势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共振效应”。回顾历史，恒生指数的走势往往领先香港楼市数个月，2003年SARS后、2009年QE货币宽松周期中，均出现过“股市先涨、楼市跟涨”的规律。2024年9月以来，恒生指数持续上涨超44%，2025年年内累计涨幅更是高达54.22%，恒生科技指数上涨66.29%，港股IPO融资额重夺全球首位，资本市场的繁荣催生了强劲的财富效应。

这种财富效应正持续外溢至楼市：阿里巴巴斥资约70亿港元洽购铜锣湾港岛壹号中心，从租户变身业主，锁定长期办公成本；前阿里CEO张勇个人斥资5354万港元购入半山名厦高层单位，成为高净值人群资产配置的典型案例。豪宅市场率先受益，2025年前三季度逾亿元一手豪宅累计成交45宗，总金额达102亿港元，较上半年分别激增50%和67.5%，西半山、山顶等核心区域二手房均价突破每平方尺5万港元，太平山景观单位单价更是飙升至8万-12万港元。财富效应的传导并未局限于高端市场，300-800万港元的刚需改善型物业成交同比增长35%，九龙东、将军澳等板块成为热门选择，不少买家坦言资金源自股市获利，印证了市场热度的梯度扩散。

租金市场的表现则更为坚挺，成为楼市回暖的“压舱石”。香港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7月，住宅租金指数已连续八个月上涨，报196.3点，接近2019年8月的历史高位200.1点，创下近6年新高。地铁口房源空置率普遍低于3%，部分区域租金回报率可达4%-5%，形成“租金托底、房价稳升”的良性循环。值得关注的是，新界板块租金涨幅逐渐超过港岛和九龙，核心原因是“高才通”计划吸引大量内地人才及留学生涌入，带来旺盛的租赁需求，而新增供应有限，进一步推升了租金水平。租金的持续上涨不仅反映了居住需求的刚性支撑，更改善了房地产的投资属性，吸引更多资金入场。

供需反转+政策红利

香港楼市的转势，本质上是供需关系逆转与政策红利释放的必然结果。在供应端，新增土地供应的持续短缺成为推动房价上涨的核心逻辑之一。花旗数据显示，香港新土地供应量处于14年来的最低水平，且低于销售量，这种“供小于求”的格局在未来数年仍将持续。虽然2025-2026年私人住宅年均落成约2万个单位，但后续供应将逐渐回落，而一手市场库存消化周期仍处于合理区间，随着需求的持续释放，供需缺口将进一步扩大。

需求端的支撑则更为多元，外来人口流入成为重要增长引擎。香港近年来不断优化的人才政策成效显著，“高才通”计划、优化后的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等，持续吸引内地及全球人才涌入。花旗预测2026年非本地学生签证获批量将达9万份，人才流入量保持在16万人左右，这些新增人口带来的居住需求，既支撑了租赁市场，也为未来置业需求埋下伏笔。与此同时，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将5000万港元以上住宅物业纳入投资范围后，2025年上半年该价位段住宅成交量同比上升40%，成交金额增长43%至480亿港元，高净值人群的资产配置需求进一步激活了高端楼市。

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则为楼市回暖保驾护航。“全面撤辣”后，非永居买家节省15%额外印花税，一套5000万港元的物业可直接省下750万成本，极大降低了入市门槛。2025年初，香港将征收100港元印花税的物业价值上限由300万港元提高至400万港元，进一步降低了刚需群体的置业成本。加上美联储降息周期带来的低息环境，当前H按息跌至2%左右，一套1亿港元豪宅的月供较去年高位减少近4万港元，“以租养贷”的可行性显著提升，极大刺激了投资需求和自住需求的释放。

开发商的积极表现也印证了市场信心的回升。新鸿基地产、恒基地产等龙头企业不仅加快了新盘推售节奏，更凭借核心地段的土地储备和旧楼改造项目，成为市场焦点。摩根士丹利将新鸿基地产目标价从105港元拉高至125港元，看好其“卖房+收租”的攻守兼备模式；将恒基地产目标价从30港元上调至36港元，押注其土地储备在楼市回暖后的价值重估；对常石集团更是从“与大市同步”直接升级为“增持”，目标价大幅提升至47港元，彰显对发展商盈利改善的强烈预期。2026年初，信置、中海外与嘉华国际合作发展的锦上路柏珑系列项目热销，部分单位呎价高达16688港元，进一步印证了市场对优质新盘的追捧。

对于置业者而言，当前正处于“股市盈利兑现+政策红利窗口+低息环境”的黄金交叉点：高端买家可把握核心区豪宅的稀缺增值机遇，刚需群体能借助低息政策实现置业梦想，投资者则可依托“租金托底、房价上涨”的良性循环获取稳定回报。对于开发商而言，供需缺口的扩大与市场信心的回升，将推动项目去化加速与盈利改善，龙头企业的估值重估空间值得期待。

展望未来数年，随着香港经济的持续复苏、人才政策的深化落实、资本市场的繁荣发展，香港楼市的上行周期有望持续深化。这座国际金融中心的房地产市场，正重新焕发活力。

12月18日，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中医药发展蓝图》，这是港府首份针对香港中医药发展的政策文件，并订出八大目标，包括优化临床服务、提升中药质量、助力中医药“走出去”等。

港府多年来一直致力推动中医药发展，近年亦愈来愈多香港市民选择中医服务。据香港教育大学2025年的调查数据，虽然西医仍是市民的主要就医选择（79%），但近半（47.2%）受访者于过去一年内曾接受中医服务；如包括针灸、跌打等专门治疗，中医整体使用率进一步上升。这一趋势与政府统计处的调查结果一致。根据政府数据分析，自2019年后，中医使用比例持续上升且增幅明显，进一步支持了“中医逐渐成为香港医疗选择的重要一环”的判断。

中医何以能在西医主导的现代医疗环境中，在香港这片中西合璧的土地上站稳脚跟、生生不息？

文化基因与生活实践的百年积淀

中医在香港的扎根，首先源于深植民间的文化传统与生活实践。自开埠以来，香港便成为岭南文化与外来文明碰撞融合的前沿，但中医始终是居民健康守护的重要力量。

鸦片战争后，英国殖民政府承诺保留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对中医药行业长期采取不干预政策。彼时，华人行医只需向税务部门登记即可挂牌营业，这使得中医诊所遍布港九各地，质优价廉、携带方便的中成药成为华南及东南亚民众的常备药品。这种宽松的历史环境，让中医在特殊年代得以延续生命力，也为其后续发展埋下了伏笔。19世纪中期，香港作为南北行药材转口贸易的枢纽，成为中国中药材内销外销的集中地，内地的中成药商号纷纷来港开设分店，催生了一批老字号药铺，让中药贸易与诊疗服务深度融入城市发展脉络。

在香港的街巷里弄，中医的印记无处不在。元朗灵渡寺旁的千年古井，相传井水能祛病除疫，至今仍有市民专程前往取水；长洲太平清醮、大坑舞火龙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最初均源于先民以中医药理结合信俗驱瘟防疫的智慧——舞火龙所用的檀香、沉香燃烧烟雾，暗含“芳香辟秽”的中医理念，让医疗智慧在节庆仪式中代代相传。而油尖旺区荔枝角道上的雷生春堂，这座白色弧形唐楼堪称香港中医百年变迁的活化石。1931年建成的雷生春，底层是雷瑞德中医师开设的医馆，楼上为雷氏家族居所，延续着“下铺上居”的旧时风貌，其得名源自“雷雨功深扬洒露，生民仰望药回春”的对联，招牌跌打药“八宝跌打刀伤药露”当年行销海外，成为街坊邻里的健康依靠。日军占领时期药材断绝，雷生春一度没落，直至2012年经活化改造，成为集医疗、保育、教育于一体的中医药保健中心，地下凉茶铺的三只葫芦形大铜壶依旧冒着热气，每日接待75人次就诊，十年间服务超21万人次，每月更预留20%名额给综援人士义诊，让老建筑里的中医温情得以延续。

对于香港市民而言，中医早已超越单纯的医疗手段，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腰酸背痛时，会自然而然地寻求跌打师傅的推拿正骨；感冒时，会煮上一剂中药凉茶调理体质；失眠焦虑时，针灸与中药调理成为重要选项。这种“小病找中医，慢病靠中医”的生活实践，让中医拥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更重要的是，中医“治未病”的健康理念与香港市民注重养生的生活态度不谋而合。1886年创立的同溢堂，怀揣祖传清宫御方开设药铺，一百多年来凭借益安宁丸、金凤丸等优质中成药积累了良好口碑，其发展轨迹正是香港中医民间传承的生动缩影。无数中医师用医术与仁心积累的口碑，让中医在香港拥有了深厚的民间基础——在旧街区，不少老字号中医诊所历经数十年风雨，医师凭借祖传技艺与临床经验为街坊排忧解难；中药房里，坐堂医师细致询问饮食起居，根据体质辨证施治，这种个性化、人性化的诊疗方式，与西医的标准化诊疗形成互补，满足了市民对多元医疗服务的需求。

制度保障与发展支持的双向赋能

面对中医发展的时代需求，香港政府通过立法规范、体系建设、政策扶持等多重举措，为中医的规范化发展保驾护航，让这一古老医学获得了制度层面的认可与保障。

1999年，香港立法会通过《中医药条例》，标志着中医药发展进入法治化轨道。该条例对中医执业、中药使用、售卖与制造等各个环节作出明确规范，并成立香港中医药管理委员会负责执行监管措施。2003年至2011年间，香港逐步实施中药商领牌制度、中成药注册制度，要求中成药必须标注标签及说明书，将重金属、农药残留、微生物检查列入法定检验标准，为中药质量提供了科学依据。截至2021年底，香港中医药管理委员会已发出7943个中药商牌照，形成了覆盖零售、批发、制造全链条的监管网络。

在中医执业监管方面，香港实行严格的注册制度与资格考试，要求执业医师具备相应学历与实践经验，同时通过持续教育制度确保医师专业水平与时俱进。根据政府统计处数字，2002年中医师有7700人，到2023年已升至10759人，上升了40%。为培训医师、提供诊断服务，政府自2003年也于各区设立中医诊所，后来改名为教研中心。

针对网上销售中药材等新兴业态，香港也及时将监管规定纳入执业指引，确保行业发展与监管同步。对于违规经营者，监管部门可采取吊牌、警告等纪律行动，形成了“有法可依、有规可循、执法必严”的监管闭环。

标准执行与自我革新的内生动力

在中药质量管控方面，香港业界形成了从源头到终端的全链条品控机制。得益于卫生署较早提出的精细化管理要求，香港中成药注册将重金属、农药残留、微生物检查列入法定检验标准，从源头控制中药材质量。中成药生产企业严格执行GMP（良好生产规范）标准，从原料采购、提取加工到包装出厂，每个环节都有明确的质量要求——厂房选址、设备维护、人员培训、文件管理等均需符合规范，获发GMP证书的企业可在产品包装上标注“GMP”字样，让消费者一目了然。香港中医药管理委员会还会根据风险评估，动态加强重点药材的监管，如2019年起对中药材凤尾草实施砷含量限量标准，确保用药安全。

这种对质量的极致追求，体现在每个细节之中。在雷生春堂这样的老字号中药房，药材的晾晒、炮制遵循传统工艺与现代标准相结合的方式，确保药效不打折扣；中医师开具处方时，会根据患者体质精准配伍，同时参考《香港中药材标准》选择优质药材；中药房的药剂师严格按照处方调剂，凭借专业知识把控用药安全。同溢堂等老字号企业，更是从源头甄选优质药材，将祖传工艺与现代科技结合，其生产的益安宁丸、金凤丸等产品不仅荣获多项行业大奖，更长期占据市场销售前列，用品质赢得口碑。

在诊疗服务方面，业界通过规范化培训与学术交流，不断提升执业医师的专业水平。香港现有近万名执业中医师，其中执业20年以上的超过4600人，不少医师通过祖传或师傅传授获得技艺，同时又接受现代医学知识培训。中医药管理委员会定期组织继续教育课程，帮助医师适应行业发展变化。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作为香港首个中医药高校教育机构，更是构建了平衡传统与现代的培养体系，学生需完成12个月临床实习，其中大部分在广东省中医院进行，最后三个月专科研修，跟随专科老师积累实战经验，至今已培养近千名本科毕业生。

更值得关注的是，香港中医师普遍具备一定的现代医学素养，在诊疗过程中会结合西医检查结果进行辨证施治。仁美专科中医诊所的临床实践便生动诠释了这种融合优势：针对十多年的肩颈痛，医师以正骨搭配针灸，让患者摆脱长期困扰；面对西医难以根治的鼻敏，通过两星期中药调理便能显著缓解鼻塞流涕症状；对于卵巢多囊导致的不孕，中医暖宫调理为备孕女性带来希望，甚至有患者成功怀孕无需依赖试管婴儿。医师们不仅治病，更注重科普，详细讲解药理与调理知识，让患者“看病如上课”。这种中西医融合的实践，加上“专病专治”的精准服务，让中医在现代医疗体系中找到了独特定位——既能用面部刮痧、埋线减肥等特色服务满足个性化需求，也能以规范诊疗应对湿疹、脊柱侧弯等疑难问题，增强了其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能力。

在香港这片中西文化交融的土地上，中医的扎根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它曾面临战争年代的药材断绝、西医普及后的冲击质疑，却凭借着雷生春堂这样的老字号坚守、《中医药条例》的制度护航、业界对品质的极致追求，最终实现了从民间诊所到体系化发展的跨越。

随着香港中医医院的全面运营，随着中医药监管体系的持续完善，随着业界对品质与创新的不懈追求，传统中医必将在香江沃土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那一缕穿越百年的本草清香，终将在中西合璧的香港，书写出传统与现代共生共荣的精彩篇章。

毕马威预测，香港新股市场热潮将于2026年延续，明年上市项目有可能达180—200个，累计集资规模或进一步攀升至3500亿港元。

不过，市况畅旺的同时，新股申请质素却再度惹起关注。近日，香港证监会联合香港交易所向参与香港新股发行的所有保荐人发出关切函，称对近期香港新上市申请质量下降及一些不规范行为感到担忧，警示此类行为若反复出现或未得到妥善处理，可能会损害香港上市申请人及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

监管关注的问题包括三个要点：一是上市文件起草质量欠佳，二是保荐人及上市申请人未按明确指引回应监管意见，三是发售阶段流程及程序执行不到位。

这场“热市场”与“冷监管”的碰撞，不仅揭示了港股IPO生态的深层矛盾，更给拟上市公司抛出了关键命题：如何在市场狂欢中坚守质量底线，顺利穿越监管防线？

IPO质量滑坡的三大症结

港股IPO市场的强劲复苏本是多方共赢的好事，为何会引发监管层的联合警示？这背后并非单一因素导致，而是市场扩容、人才短缺、竞争失衡等多重矛盾交织的必然结果，暴露出当前IPO生态链上的诸多短板。

（一）   业务激增与人才储备的“供需失衡”

市场的爆发式增长，首先击穿了香港投行的人才储备防线。此前IPO市场调整期，多家机构纷纷缩减投行团队规模，而2025年市场的快速回暖，让投行业务量呈几何级增长，人才缺口瞬间凸显。为抢抓商机，行业掀起了激烈的“抢人潮”：中资券商从内地紧急调配人手支援，外资券商如高盛、摩根大通等重启扩招，具备2年经验且拥有保荐人签字权者，年薪起步已达120万港币，高盛香港IBD暑期实习生转正率更是从50%飙升至90%。

但“急招滥补”终究难以弥补专业能力的短板。内地调配的人员不仅需要通过考试获取香港业务资格，更面临着两地会计处理、信息披露要求的实质性差异，本需时间适应的准则转换，在业务爆发式增长中被大幅压缩。于是，“不熟例”的问题集中爆发，这种“赶鸭子上架”的人才调配模式，为IPO申请质量埋下了巨大隐患。

（二）规模竞争与质量管控的“本末倒置”

在IPO市场的激烈竞争中，部分投行陷入了“以速度换规模”的误区，将市场份额置于质量管控之上。随着中资券商在港股保荐业务中逐渐崛起，超越传统主导的外资券商，行业竞争愈发白热化。为争夺项目资源，一些机构不惜承接超出自身服务能力的业务量，陷入“赶项目”的恶性循环。

快速扩张的背后是质量管控的全面失守。监管函中列举的种种乱象，正是这一问题的直接体现：上市文件品质差劣，业务模式描述模糊不清，却充斥着大量宣传性用语；为夸大企业市场地位，选择性呈现行业数据，用片面信息误导市场；更有甚者，文件中出现文本复制等低级错误，足见审查环节的敷衍了事。

（三）市场热度与企业心态的“浮躁失衡”

港股IPO市场的繁荣，让不少拟上市企业陷入了“急于求成”的浮躁心态。一些企业片面追求“亮点包装”，另一些企业则对上市规则缺乏基本认知，未能及时配合投行完成尽职调查，导致申请文件存在关键信息缺失、逻辑链条断裂等问题。企业与投行的“双向浮躁”，使得IPO申请从源头就偏离了质量轨道，最终在监管审核中暴露无遗。

监管亮剑的深层逻辑

香港证监会与港交所此次罕见的联合行动，释放出清晰而强烈的监管信号：香港资本市场的核心竞争力，源于制度公信力与市场透明度，“带病上市”绝不允许，质量底线不容突破。

作为全球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资本市场的魅力不仅在于其便捷的融资渠道、多元的投资者结构，更在于其严谨的监管体系与高质量的上市主体。

此次监管函中明确的四项强化措施——暂停问题申请审核、退回不完备文件并公示、限制保荐牌照业务范围、对严重违规启动立案调查，彰显了监管层“零容忍”的坚定态度。这些措施并非为了抑制市场发展，而是通过强化入口端质量管控，过滤劣质项目，为优质企业营造更公平、更高效的上市环境。正如港交所所言，此举旨在“确保上市资料完整及高质量，巩固香港全球领先上市地地位”，只有筑牢上市质量防线，才能持续吸引国际资本流入，实现市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从全球资本市场发展规律来看，“质量优先”是成熟市场的共同选择。无论是美国纳斯达克还是英国伦交所，都通过严格的上市审核与持续监管，保障市场主体的优质性。港股市场此次强化IPO质量管控，正是顺应了这一发展趋势，通过规范市场生态，让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实现“提质增效”的良性循环。

拟上市公司的破局之道

面对监管层的质量拷问，拟上市公司不必恐慌焦虑。监管收紧打击的是“虚假披露”与“误导性陈述”，优质企业的上市通道并未收窄，反而会因劣质项目被过滤而获得更顺畅的审核体验。对于拟上市公司而言，关键在于摒弃浮躁心态，将合规与质量贯穿上市筹备全过程，以扎实的基本面与规范的申请材料，赢得监管认可与市场信任。

（一）筑牢上市质量的“核心根基”

上市的本质是企业价值的资本化，而扎实的基本面是企业价值的核心支撑。拟上市公司应摒弃“重包装、轻实质”的错误观念，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业务优化与价值提升上。

在业务层面，要清晰界定核心业务模式，明确盈利逻辑与增长路径，避免因业务定位模糊导致申请文件表述不清。对于科技、生物科技等创新型企业，应重点梳理核心技术壁垒、研发管线进展、商业化落地前景，用真实数据证明技术实力与市场潜力，而非依赖宣传性用语夸大优势。在财务层面，要建立规范的财务核算体系，确保财务数据真实、准确、完整，符合香港会计准则要求，避免出现财务造假、数据矛盾等致命问题。在公司治理层面，要完善股权结构、董事会架构与内控机制，健全关联交易管理、信息披露管理等制度，展现良好的公司治理水平。

只有基本面扎实、业务清晰、治理规范的企业，才能在监管审核中从容应对，也才能在上市后获得投资者的长期认可。

（二）做好上市申请的“合规功课”

香港上市规则体系严谨、细节繁多，对信息披露的充分性、准确性要求极高。拟上市公司必须主动学习、深刻理解相关规则，避免因“不懂规”而踩线。

首先，要组建专业的上市筹备团队。其次，要选择经验丰富、合规记录良好的保荐机构与中介团队。在与投行合作过程中，不能被动接受“包装”，而应主动参与申请文件的编制与审核，对每一项数据、每一段表述都严格把关，确保符合自身实际情况与监管要求。

对于监管关注的重点领域，如业务模式、行业数据、财务指标、关联交易等，要提前做好充分准备，确保申请文件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无重大遗漏或误导性陈述。同时，要建立与监管机构的有效沟通机制，针对监管问询及时、准确地作出回应，避免因沟通不畅或回应滞后影响上市进程。

（三）打磨申请文件的“质量名片”

上市申请文件是企业向监管机构与市场展示自身价值的“第一名片”，文件质量直接影响审核效率与结果。拟上市公司应与投行、律师、会计师等中介机构密切配合，从严把控文件编制的每一个细节。

在内容层面，要确保业务描述逻辑清晰、行业数据客观全面、财务信息真实准确、风险提示充分到位。要坚决杜绝选择性披露行业数据、过度使用宣传用语、复制粘贴文本等不合规行为，用具体案例、真实数据、清晰图表支撑企业价值主张。例如，在描述市场地位时，应引用权威机构发布的完整行业报告数据，而非片面截取对自身有利的片段；在阐述业务优势时，应结合具体业务场景与客户案例，避免空泛的口号式表述。

（四）树立“长期主义”的上市理念

上市不是终点，而是企业发展的新起点。拟上市公司应树立“长期主义”理念，将上市作为实现长远发展的战略举措，而非短期融资的“跳板”。

在上市筹备过程中，要兼顾短期融资需求与长期发展规划，合理设定融资规模与募资用途，确保募资能够有效支持业务扩张与技术研发。在信息披露方面，要坚持“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不仅要满足监管最低要求，更要从投资者视角出发，充分披露与企业价值相关的关键信息，展现长期投资价值。

港股IPO市场的复苏热潮令人振奋，而监管层的质量警示更具深远意义。这场“热市场”与“冷监管”的碰撞，正在推动港股资本市场从“规模扩张”向“质量优先”转型，重塑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市场生态。

汇丰银行《2025年投资者概况》报告显示，富裕投资者的黄金配置比例几乎翻倍，从2024年的5%升至2025年的11%，39%的受访者计划进一步增持。这些实体黄金并未都被锁在私人别墅的保险柜中，而是流向了瑞士、新加坡、迪拜等全球顶级私人金库。它们或隐匿于金融中心腹地，或矗立在交通枢纽旁，以顶级安防、庞大容量和灵活服务，见证着全球财富的流动与沉淀，成为富豪们财富保卫战的“秘密据点”。

安全与自由双重保障

这些备受富豪青睐的私人金库，最大的魅力在于为黄金提供了“物理安全”与“司法安全”的双重保障。

瑞士作为传统的黄金存储中心，其金库的安全性早已享誉全球。更重要的是，瑞士拥有严格的银行保密制度和中立的司法体系，私人财产保护法规完善，能最大限度保障黄金所有者的隐私与权益，使其免受地缘政治变动或司法纠纷的影响。作为全球黄金精炼中心和存储中心，瑞士的金库还享有特殊的税收优惠，金砖入境欧盟完全免税，为投资者节省了可观的成本。

作为全球黄金存储的“老牌劲旅”，瑞士的Swiss Gold Safe凭借中立国优势和百年安防经验，成为超高净值人群的首选。金库深藏于阿尔卑斯山脉延伸的地下岩层中，能抵御核武器冲击和高强度爆破，配备虹膜扫描、震动感应、24小时武装巡逻等多重安防，被没收风险极低。

虽未公开具体存储总量，但作为瑞士顶级私人金库代表，Swiss Gold Safe的存储规模常年稳居全球前列，服务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的富豪与家族办公室。收费相对高端，年费率可达1.24%，但其极致的安全性让不少客户愿意为这份安心买单。

新加坡则凭借其亚洲金融枢纽的地位，成为近年来崛起的黄金存储新宠。与瑞士相比，新加坡更贴近亚洲这一全球最大黄金需求市场，中国、印度等国的富豪将黄金存放在此，不仅运输便捷，更能快速响应区域市场的交易需求。更具吸引力的是，新加坡对黄金出入境无关税、无增值税、无商品税，仅需提供购买凭证完成反洗钱申报，极大降低了资产转移的门槛。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中资银行在新加坡设有分行金库，进一步方便了亚洲投资者的入库、提金操作。

在新加坡樟宜机场旁，一座包裹着光滑缟玛瑙、高达32米的六层建筑格外引人注目，这便是亚洲规模最大、近年热度最高的私人金库The Reserve，它的规模堪称世界级——可容纳10000吨白银（占全球年供应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和500吨黄金。这座占地16700平方米的金库，2025年上半年的黄金存储订单同比激增88%，目前已存放着价值约15亿美元的金条银条。

迪拜作为中东的金融与物流中心，同样在全球黄金存储市场占据重要地位。依托中东地区丰富的石油财富与活跃的黄金贸易，迪拜的金库以高效的物流配套和灵活的服务模式吸引着全球富豪。这里的金库大多与迪拜黄金与商品交易所（DGCX）紧密联动，实现了存储与交易的无缝对接，投资者既可以享受安全的存储服务，又能快速将实物黄金转化为流通资产。同时，迪拜宽松的监管环境与税收政策，以及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地理优势，使其成为跨区域黄金配置的理想选择。

这些遍布全球的私人金库，如同财富的“安全胶囊”，以各自的特色守护着黄金的价值，不仅是黄金的存放地，更是全球财富避险的重要支点。

收费模式按需定制

顶级私人金库的收费模式并非一刀切，而是根据客户的存储需求、黄金数量、存储期限等因素灵活定制，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核心模式：

按重量计费是最基础的收费方式，通常以每盎司或每公斤黄金为单位，按年收取固定的存储费用。不同地区的收费标准存在差异，瑞士由于其悠久的存储传统和极致的安全性，收费相对较高，每年每盎司黄金的存储费用约为1-3美元；新加坡和迪拜的收费则更具竞争力，部分金库的年费率可低至每盎司0.8-2美元，吸引了大量中小规模的机构投资者。这种模式适合长期持有、不频繁交易的客户，收费透明且易于核算。

对于持有大量黄金、需要频繁交易的家族办公室或机构投资者，金库通常会提供按交易次数计费的模式。客户在存入黄金时需支付一笔基础的开户费和入库费，之后每次提取或转移黄金时，根据交易的数量和复杂度收取相应的手续费。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客户无需支付固定的年费，仅在使用资产时产生费用，尤其适合将黄金作为流动性资产进行频繁操作的投资者。部分金库还会为高频交易客户提供折扣，进一步降低其交易成本。

此外，高端定制服务则针对超高净值客户的特殊需求，提供一站式的财富管理解决方案，收费模式也更为灵活。这类服务不仅包括基础的存储与保管，还涵盖黄金的运输、保险、检测、精炼、交易撮合等增值服务。例如，部分金库可为客户提供“可转让仓单”服务，使存储的黄金成为可交易的证券，客户无需实际移动黄金即可完成所有权转移，极大提升了资产的流动性。这类定制服务的收费通常采用“基础费+服务费”的模式，基础费覆盖存储成本，服务费则根据增值服务的内容单独核算，年费率可达黄金价值的0.1%-0.5%，但因其便捷性和综合性，仍受到富豪阶层的广泛青睐。

无论采用何种收费模式，顶级金库都坚持“透明化”原则，所有费用项目都会在合同中明确列明，不存在隐性收费。同时，客户可随时查询黄金的存储状态，部分金库还提供24小时实时监控画面，让客户随时掌握资产动态，这种高度的透明度也是其吸引全球富豪的关键因素之一。

并非遥不可及

私人金库听起来很高端，但对投资者来说并非遥不可及。以新加坡The Reserve为例，针对个人与机构客户设置差异化门槛，除确保客户资质符合国际反洗钱（AML）与反恐怖融资（CFT）标准外，个人客户无最低存储金额要求，但首次存入黄金需至少100克；机构客户最低存储门槛为10公斤黄金，且开户全程可线上完成，仅需视频面签确认身份，极大降低了跨境开户的成本。

开户后，客户可通过The Reserve官网/APP预约入库，选择“自送”（需送至新加坡樟宜机场金库网点）或“邮寄”，物流费用根据目的地不同，从每公斤200-500美元不等，且全程由保险公司承保（承保方为AIG、安联等国际巨头）。

黄金到库后，工作人员会通过X射线荧光光谱仪（XRF）检测纯度（需符合999.9标准），并称重记录，生成唯一的资产编号（每根金条对应独立编号），核验过程全程录像，客户可通过专属账户查看实时视频。

核验无误后，黄金会被存入对应仓位（个人客户为共享仓位，机构客户可申请独立隔离仓位），仓位配备指纹识别+虹膜扫描双重锁，24小时处于武装安保与智能监控覆盖下，且金库与外界网络物理隔离，杜绝黑客攻击风险。

客户可通过手机APP随时查询黄金的重量、价值、存储位置，支持在线申请出库、转移（可转至全球其他合作金库）或变现（直接对接新加坡黄金交易所，实时定价成交）。

除基础存储外，The Reserve还提供多元化增值服务，让黄金从“静态资产”变为“可流动财富”：（1）黄金租赁：客户可将存储的黄金出租给银行或珠宝企业，获取年化2%-3%的租金收益，租赁期间黄金所有权仍归客户，且有第三方担保，兼顾安全与收益。（2）质押贷款：以存储的黄金为质押，向合作银行申请贷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黄金价值的80%，年化利率低至3.5%，适合短期资金周转。（3）跨境转移：支持将黄金转移至瑞士、香港、迪拜等全球12个合作金库，转移过程无需客户亲自操作，由专业物流团队负责，且转移费用比市场均价低15%，实现全球资产灵活配置。

The Reserve采用按资产价值计费的方式，年费率约在0.39%-0.59%之间，属于行业中等偏下水平，性价比优势显著，且对接新加坡黄金交易所，存储与交易无缝衔接，形成“存储-管理-变现”的闭环服务。对于高频交易客户，还会提供入库、出库的阶梯式手续费优惠，90%的新订单都来自新加坡以外的地区，成为跨区域黄金配置的热门选择。

后起之秀的黄金布局

在瑞士、新加坡、迪拜主导的全球黄金存储市场中，香港作为后起之秀，正以其独特的优势快速崛起，成为这场全球黄金新布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极。2025年1月1日，运营114年的香港金银贸易场正式更名为“香港黄金交易所”并完成公司化改制，标志着香港向国际黄金交易中心的转型迈出了关键一步。

在今年9月发布的最新一份施政报告中，香港特首李家超提出，要将香港建设成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以三年超越2000吨为目标，建造区域黄金储备枢纽，并完善保险、检测认证、物流等配套服务，最终形成完整的黄金交易产业链。这一政策方向不仅获得了业界的高度认可，更吸引了全球资本的关注。

与新加坡、迪拜一样，香港对黄金的出入境同样免征关税、增值税和商品税，仅需履行反洗钱申报义务，极大降低了黄金交易的成本。更重要的是，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正通过建立人民币黄金定价权，为全球投资者提供新的交易选择。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香港的人民币黄金交易有望成为与美元黄金、欧元黄金并行的重要定价体系，这一独特的定位使香港在全球黄金市场中占据了差异化优势。

依托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Kitco金库成为连接内地与全球黄金市场的关键枢纽。金库位于香港核心商业区地下，安防标准对标国际一流，支持黄金的保税存储、跨境运输和人民币结算，完美契合“离岸在岸联动”的投资需求。作为香港黄金交易所指定金库，其黄金存储量常年保持在数百吨级别，服务大量中资机构和东南亚富豪。

无论是瑞士的传统优势、新加坡的高效便捷、迪拜的区域枢纽作用，还是香港的双向开放格局，都将为全球投资者提供多元化的选择，而这场围绕黄金的财富重构与全球布局，也将深刻影响未来数十年的全球金融格局。

香港海洋公园在2021年就曾面临严重财务危机，政府当年向立法会申请一笔过拨款16.7亿元救亡，并于2022/23年度起提供每年2.8亿元的补贴，为期4年。当年政府估计，公园可于2024/25年度开始录得盈余，毋须依赖政府便能自负盈亏，可惜，如今期望落空。

这不禁让很多人感到唏嘘：毕竟，海洋公园一度是香港最具人气的主题公园，风头甚至一度盖过近在咫尺的迪士尼，这个曾经是香港标志性的乐园，到底为何会陷入如此困境？

从辉煌走向衰落

对于很多老一代香港人来说，去海洋公园游玩成为童年记忆中不可或缺的快乐，在过去40多年中其对香港社会的贡献和重要性毋庸置疑。

始建于1977年的香港海洋公园，前身是澳门赌王何鸿燊姐夫谢德安拥有的“巴黎农场”。1972年政府拍板兴建香港海洋公园，免费拨出土地，由赛马会斥资1.5亿元动工，1977年1月10日落成开幕，开幕首半年就超过131万入场人次。

最初公园并没有大型机动游戏，最瞩目的除了楼高4层、俗称“大鱼缸”的螺旋形海洋馆、精彩的海豚表演，还有连接黄竹坑及南朗山的吊索缆车，由252卡车厢组成的缆车系统，每小时载客量达5000人次，载客量当时冠绝全球。

1979年1月，海洋公园引入虎鲸“海威”，每天在乐园内表演一些高难度动作，人气极高，被视为“镇园之宝”，但后来全球各地反对圈养虎鲸的声音高涨，1997年“海威”病死后，海洋公园没有再引入虎鲸。

在1982至1984年间，赛马会再拨款2.4亿元作第二期扩建，增建大树湾及山上机动游戏，东南亚最大的“疯狂过山车”、龙卷风式旋转的“翻天飞鹰”、以时速逾58公里俯冲的“滑浪飞船”等，都是那时候建成。

1987年7月1日，海洋公园脱离马会独立，成为非盈利机构，并开始自负盈亏，改为以商业手法经营。

大熊猫现在是海洋公园的“生招牌”。1999年3月11日，中央赠送的第一批大熊猫安安、佳佳抵达。2007年是香港回归10周年，中央政府再赠送第二批大熊猫盈盈、乐乐。到了2024年底，中央赠港第三批大熊猫安安、可可正式与公众公见。

而最令人惊喜的是，盈盈、乐乐在2024年8月诞下香港有史以来第一对“港产大熊猫”，它们是龙凤胎小姐弟。

与此同时，海洋公园积极推动保育研究，成功孕育和孵化多种濒危蝴蝶和鸟类，2000年更以人工受孕方式，成功令樽鼻海豚怀孕并诞下两条小海豚，成为全球首宗同类成功案例。

在经营上，香港海洋公园也曾经拥有过辉煌的时期。2005年香港迪斯尼乐园开幕，为迎战对手，海洋公园宣布55亿元的扩展方案，打造亚洲动物天地、海洋列车、动感天地及冰极天地等景点，成功引领公园攀上高峰，入选《福布斯》全球十大最受欢迎主题公园，勇夺“全球最佳主题公园”等殊荣，并在之后的若干年里，凭借着差异化竞争，一直压着迪斯尼乐园一头，以至于时任CEO盛智文被坊间称为“米老鼠杀手”。

2012-13财年，海洋公园达到盈利小高峰——1.27亿元，但随后主题乐园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2014年，珠海长隆海洋王国开业；2016年，上海的迪斯尼乐园开业；2018年，海昌海洋公园（上海）开业；2020年，成都融创乐园宣布开园……

从2015-16财年开始，香港海洋公园的业绩开始逐年下滑，入场人次由2012-13财政年度高峰时期的770万下跌至2015-16财政年度的600万。2018-19财年交出亏损5.57亿元的成绩单。

自2019年下半年起，受香港社会冲突事件的影响，海洋公园的入场人次更是前所未有地急速下滑，7月至12月的入场人次仅为190万，较2018年同期大幅下跌超过三成。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多次闭园，一度濒临破产。

此后香港海洋公园多次获得港府帮扶：2020年5月，港府投入54亿港元解困，以资助该公园1年营运，得到了香港立法会的同意；2021年，获得为期4年共16.64亿元的非经常拨款；2022-2023财年，获得政府针对新冠疫情资助约5.7亿元。但至今，经营不善的负重感依然悬在海洋公园头上。

缘何旺丁不旺财？

根据最新财年业绩，受惠于整体访港旅客人次持续上升及大熊猫热潮，海洋公园入场人次和收入其实连续四年上升；去年度总收入按年增加9%至12.881亿港元；总入场人次按年增加10%至346万。

明明游客量和收入都创下了最近五年的新高，但却仍然亏损，为何？

园方指出，单计海洋公园，2024/25年度录得经营盈余1.907亿元，不过四分三被水上乐园“冲走”，后者录得经营亏损1.483亿元，但已比之前年度蚀少3610万元。

海洋公园主席庞建贻表示，水上乐园赤字下跌，主要是因在非夏季关闭7个月节省成本，但2013年筹建水上乐园时与目前情况有很大分别，不仅目标客群如外国专家及中产家庭减少，而且香港周边亦增设多个同类乐园，入场费低至100港元，水上乐园则因地方大，成本高且收费高，估计水上乐园距离赚钱仍很远，尚未有解决方法。

水上乐园2021年9月开幕，政府当年向立法会提交文件，预计水上乐园到2024/25 财政年度，每年可吸引约140 万人次入场，并于随后数年维持约130万的水平。其中本地客占100万人次，而非本地访客约有30万人次，公园形容这推算较审慎，“预计水上乐园营运基本上可达至自负盈亏”。

现实上访客人数远低于预期，上年度水上乐园为节省成本，首度在非夏季关闭7个月。整个年度访客仅达25万人次，比去年的32万人次少8万人次，数字为政府当年预计140万人次的17.9%。

对于外界有声音建议海洋公园关闭水上乐园，或将其交由政府经营，庞建贻指现阶段不排除任何方案。

但其实问题也不全在水上乐园。以数字论数字，海洋公园入场人次于2020/21年度触底140万之后，按年分别回升至160万、240万、314万及最新的346万。不过相当于疫情前的570万至580万人次，现在也只是恢复了六成。与此同时，迪斯尼乐园的入场人次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甚至写下历史新高，更加突显出海洋公园“不复当年勇”的窘态。

香港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将海洋公园与香港迪斯尼比较，揭示两者营运策略的巨大差异。他引用数据指出，迪斯尼总收入上升54%，营运成本增35%，EBITDA（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大幅提升150%；反观海洋公园收入仅升9%，营运成本却降30%。他分析：“就是表示一个是进取的，一个是不停减肥，不进则退。海洋公园就是吃老本，没有新意。”

要论新意，海洋公园的下个重点设施是山上园区的全新历险主题区，引入“笨猪跳”及巨型飞索“预计能吸引爱好历险者及家庭访客”，预期于2028 年开幕。但既然水上乐园已经证明无法成为新引擎，那新项目会不会再一次落得吸引力不似预期、反而亏钱拖累财政的命运？粗略推算，要靠自家经营以实现收支平衡，海洋公园每年需要至少450万入场人次。与现时的不足350万相比，超过100万的访客从何而来？

站在“中年危机”的十字路口，重整发展方向成为香港海洋公园不得不面临的头等难题。未来究竟会何去何从？这仍是个未知数。

香港出租车业界和网约车角力逾10年，最终政府决定以网约车合法化，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议。

7月15日，香港运输及物流局终于向立法会提交了网约车规管框架，以“两步走”的方式推动网约车合法化。官方强调，出租车牌价的一时升跌，不会阻碍推进网约车规管的决心，将争取在今年10月先行通过规管框架内容，至于发牌数量等较具争议的细节，目标是明年上半年以附属法例方式提交立法会，并计划在2026年下半年邀请网约车平台提出申请，发放牌照。

虽然根据时间表，香港市民还得要到2027年才能得到合法的网约车服务，不过这次立法规管，也算是终于走出改革的第一步。

根据港府最新文件，点对点交通每日88万人次当中，出租车和网约车分别占约69万人次（78%）和19万人次（22%）。这是在网约车仍未合法化、不时有“放蛇”执法行动下的调查数据。可以想象，只要网约车能够合法提供服务，市场的需求必然比这个数字更庞大。

网约车在香港为何这么难？

2010年代，以“共享经济”为背景的网约车服务在美国兴起，中国内地的网约车大约是在2012年成为社会议题，经过几年的争议甚至社会冲突后，最终在2016年7月，网约车及网约车司机在内地正式成为合法存在。那为何网约车的合法化在香港会这么难？

香港法律规定，利用汽车载客取酬的行为必须取得“出租汽车许可证”。目前香港出租车分为三类，分别为红色（市区的士）、绿色（新界的士）及蓝色（大屿山的士）。截至2025年2月运输署网站显示，全港共有约18163个出租车牌照，其中红色出租车牌约15250个，绿色出租车牌约2838个，蓝色出租车牌约75个。

港府自1990年代起停发新牌导致数量稀缺，催生了非常畸形的炒牌环境，令市区出租车牌照在过去25年内由252万元（港币，下同）一度被炒高至720万元，炒牌成本最终无疑转嫁到租车司机身上，传统出租车司机需支付日均400元左右的租金，贵一些的新车租金甚至达到日均700元，迫使司机和乘客陷入“司机收入低—服务差—乘客埋怨—流失更多客—收入更低—服务更差—社会怨气更大”的恶性循环。

2014年，以Uber为主的网约车平台正式进军香港市场，也早已接入“白牌车”（指没有出租汽车许可证，却非法出租或取酬载客的私家车及轻型货车），令出租车与网约车之争白热化。据Uber方面发布的数据，截至2024年上半年，Uber在香港共接载总计约360万名乘客，其中12%的行程来自海外游客。

随着出租车业界反弹升温，警方更多次“放蛇”拘捕白牌车司机，导致社会不断积压怨气和怒气。

在2017年前后，香港出租车业界也曾激烈讨论过网约车合法化和管理问题，但往届政府屡被批评因循守旧、怠于改革，不愿打破出租车主导点对点交通服务市场的垄断格局，此后多年香港一直未有相关法律法规出台。

近年来，出租车车行和牌主已经多次威胁组织“罢驶”。2022年7月18日，45个出租车团体组成“取缔白牌车大行动”，声讨刚卸任运输及房屋局局长的陈帆“纵容”非法白牌车；翌日，该团体再到政府总部抗议，要求新任特首李家超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修例严惩网约车。2023年11月15日，港府提出引入“出租车司机扣分制度”以改善服务水平，引起17个出租车团体强烈反对，声言于11月22日“罢驶”3小时，但在行动前夕突然以“政府释出善意”为由取消。2024年5月21日，有出租车业界人士“放蛇”打击白牌车，27个出租车团体定于5月23日到政府总部促请特首积极处理，但很快又叫停请愿行动。2025年2月11日，出租车团体再次扬言于3月5日发起五天罢驶，直到政府紧急约见他们才肯罢休；5月9日、16日、23日，先后又有出租车团体向政府请愿，有代表甚至明言正在酝酿众筹进行民事诉讼，状告政府打击白牌车不力，导致出租车行业利益受损。

李家超政府上任之后，尤其“陆港通关”以来，中央治港体系高度关注网约车与出租车之争，直到近月甚至积极参与政策讨论，鼓励港府加速推动“网约车合法化”。

若网约车规管框架顺利通过，出租车牌照价格将会是第一个被冲击的对象。其实，2024年以来，高德等网约车平台亦相继进入香港，出租车牌照价格已从2015年顶峰的700万元跌至目前的200多万元。

香港出租车交易所数据显示，2017年起，牌照价格呈持续下跌趋势，在2019年初短暂回升至560万元后，又在网约车冲击、“新冠”疫情等叠加因素影响下，从2022年开始一路下跌。

香港出租车交易所信息显示，最新一个数据日（2025年7月11日），市区出租车牌照参考价格为205万元。

其实同类情况出现在环球多国，2010至2019年间，美国纽约网约车数量激增三倍至12万辆以上，远超当地1.35万个出租车牌的数量。出租车牌价格因而由2014年的140万美元高位急跌至2021年的7.9万美元。

网约车方案不能太保守

网约车规管框架显示，车辆方面，当局建议设总量控制，但具体数量未定。网约车车辆许可证有效期一年，不得转让，可续期最长5年。申请许可证的车辆车龄不能超过7年、须购买商用车的第三者保险、每年验车，以及车辆必须以个人名义登记。

平台规管上，当局同样要求设牌，有效期五年，不得转让。运输署会作中期评核，决定是否延长牌照有效期。此外，亦会考虑平台营运经验、资本投入、财力证明。根据立法建议，申请者须为香港注册公司，在香港常设行政人员及办事处；每间公司只可持有一个网约车平台牌照，须就旗下车辆及司机作尽职审查，监察司机服务质素，设立处理投诉机制及司机服务评分系统。

此外，政府考虑网约车每程需征费，以提高出租车的竞争力，但未说明征费额是多少，只称有关征费会用于向出租车业提供资源、以提高出租车业服务。至于政府参考的澳洲经验，则是澳洲维多利亚州政府就每程点对点交通服务征费1.2澳元（约6港元），以支持政府向出租车业提供过渡援助和纾困津贴的财务费用。

不过也有议员对此持反对意见，议员叶刘淑仪直接表示，“我认为每一个行业都要靠其服务争取使用者，补贴、征费作用不大”。事实上，一个长期在牌照制度下缺乏竞争力的行业，为何需要由其竞争对手来“补贴”？真正的进步源于公平且充分的竞争。也有议员提出，政府可以设立一个“报价App”，让市民能在单一平台上比较各公司的价格和服务，透过透明的价格比较让市场力量惠及乘客。

虽然迈出改革第一步，不过当局却对网约车的牌照数量上限悬而未决，无疑令人担心供不应求。政府文件列出深圳、伦敦、新加坡、纽约等多个城市，其网约车与出租车的比例均是数倍之多。即使考虑到香港九成出行以港铁、巴士等公共交通为主，但如果网约车数量连一万都没有，既与其他大城市无法相比，也肯定不符合客观需求。

更危险的是，稀缺性将可能催生另一个的剥削市场。目前的框架对网约车车辆及司机分开发牌，虽然规定车辆须以个人名义登记，避免公司垄断，但持牌车主理论上可以出租车辆，让持牌司机载客取酬。如果网约车牌照数量太少而变得矜贵，车辆持牌人就有诱因提高租金，就好像目前出租车司机被剥削那样。

当局还担心网约车数量过多，会引起交通挤塞，但事实是出租车数量自1994年以来几乎没有变化，维持在约1.8万辆，而领牌私家车数量大幅增加七成。有智库表示，香港交通挤塞的根源，正正在于点对点出行的需求没有得到响应，如果有一个监管完善的网约车及出租车服务体系，能有效减少市民拥有和使用私家车的意欲，反而从根源上纾缓挤塞问题。

网约车合法化或许在香港即将成为现实，但网约车争议展示给大众的却远不止此，无数与网约车相类似的问题依然存在，政府应该拿出更大的魄力正视市民的真实需求，破除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利益固化藩篱。

根据条例，所有出租分间单位须符合“简朴房”标准，包括面积不小于8平方米，配备独立卫生间、消防安全设施及合格的采光通风系统，还需安装独立水电表，在取得政府颁发的“简朴房”认证后才可出租。假如有人将未获认证的分间单位出租，房东将面临刑事责任，经公诉程序定罪可罚款30万元（港币，下同）及监禁3年。租客则不会涉及法律责任。

随着新法规通过，香港将从2026年3月起、允许屋主为现有物业进行正式登记，期限内完成登记者，享有从2027年3月1日开始、为期36个月的宽限时间，最迟不晚于2030年2月28日之前，必须进行改造工程并完成“简朴房”认证。

香港的楼市低迷持续多年，但并未缓解最贫困人口的住房负担能力。老年人、新移民和年轻工人通常依赖劏房。

目前全港劏房单位约11万个，住了约22万人，人均居所面积中位数仅为6平方米，不少劏房居住环境相当恶劣，光线不足之余，卫生环境和通风也差，根本不适合人住。根据调查发现，多达4成比例劏房没有通风口，进而导致夏季室内温度，长时间超过摄氏35度，甚至高达40度。而经济状态本就窘迫的租户，往往只能透过电风扇降温，或是不断冲凉消暑。

非政府组织香港小区组织协会3月份的报告指出，受访租户的每月平均收入中位数为7200元，劏房的租金中位数为4500元，虽然住得差，但租金负担却占了收入过半。

2021年，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一个研讨会上，形容香港居住问题令人揪心，希望香港可以“告别劏房笼屋”。

港府长期奉行“小政府、大市场”，对于劏房的存在，先是采取放任自流态度，到后来劏房问题愈趋严重、租金不断攀升，当局又因为之前未有积极造地建屋而无计可施，直至近年情况才出现变化。一方面，当局终于抛开了“市场主导、避免干预”的管治思维，改为强调“有为政府、高效市场”；另一方面，政府经过多年努力，在造地建屋方面总算取得一些进展，未来七、八年公营房屋供应有望持续增加。简约公屋成本效益虽有争议，但对于纾缓短期房屋供应不足，无疑有一定帮助，至于过渡房屋也可用来安置部分劏房户。

虽然《条例》是中央改革香港居住环境的重要措施，但部分服务弱势社群的民间团体也担心，此举很可能推高低价房屋的租金，导致这类可负担单位的供应量进一步缩减，底层民众恐面临更多难题，或形成更糟糕的阴暗面。

这种担心也不无道理。规管劏房面对的最大问题，是一下子管得太严，可能令大批劏房被取缔，而政府又未能实时提供相应数量单位安置。

同时，在登记整改等费用增加的情况下，劏房租户将不得不面临被加价的困境。因为业主会选择把增加的成本转嫁到承租者的身上，租户亦不得不面对被加价的现实。且自去年以来，许多到期的劏房租户都概莫能外地面对被加租的痛苦选择。

当然，目前是因为香港整体租务市场活跃，租金持续上涨，带动劏房租金上涨，并非当局规管劏房的单一因素所致。

香港房屋租赁虽然是供求相对平衡的利伯维尔场，不论是业主还是租户都有相当大的自主选择空间。在政府大力推动公营房屋供应并取得实质性成效的情况下，理论上讲，市场房屋租金理应会下调。但实际情况却是，在社会需求超过总体供应量的因素制约下，尤其是不少专才优才来港，相应地增加了对房屋租赁的市场需求。

有楼宇买卖中介商报告显示，今年第二季整体楼市稳定，一手和二手住宅交投及租务皆显著上升，并预计第三季会租金升约3%，楼价则升2%。《条例》将在很大程度上淘汰部分完全不适合居住的劣质房屋，如木板隔间房，很大可能造成市场租赁房屋供应减少，打破现有的供求平衡。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劏房租金连续加租似乎是不可避免。

对此，香港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回应称，已留意到社会上有部分人担心，分间单位引入了最低标准，或者会令相关业主、营运者将合规成本，透过加租转介给租客。她重申现行分间单位的租务管制，已对分间单位租金作出规管，加上未来数年公营房屋的供应，会比以往大幅增加，3万个简约公屋和21000个过渡性房屋项目亦陆续推进，正在轮候公屋的分间单位住户可以加快上楼，因此轮候公屋居民对分间单位的需求会逐步减少，《条例》下提供合共长达48个月的过渡期。

根据政府估算，全港七成劏房只需稍作修整，已可符合简朴房要求；余下三成不符规定的单位，预料2/3将被淘汰，大约只有数千个分间单位真的需要大装修。

何永贤表示，租金水平一直与市场供求有密切关系，如果有更多轮候公屋住户，有更多合理居所选择，市场上对分间单位的需求就会减低，因此预计分间单位的租金水平，在规管制度推行后，亦难以有大幅上调的空间。

劏房市场本身就是一个相当扭曲的市场，基层弱势住户缺乏议价能力，虽然劏房租管2021年实施以来，租金水平大致保持平稳，不代表简朴房制度引入后，情况不会出现变化。政府之前一直不愿意就劏房租管设立起始租金，期望市场可以自行调节，然而这只是官员主观愿望。简朴房制度实施后，当局必须密切留意市场情况，倘若分间房租金水平显著上升，就应该及时介入，包括考虑引入起始租金。另外，劣质劏房经营“地下化”的可能性，同样不能忽视，当局日后必须加强巡查，以及提供足够诱因鼓励举报。

“告别劏房”任重道远，设立简朴房制度只是第一步，政府必须继续致力增加公营房屋供应，为基层市民提供适合宜居的住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