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日，石破茂内阁照程序进行了总请辞。从2019以来，石破茂在职日数总共386天，次于岸田文雄的1094天、略多于菅义伟的384天。

高市内阁正式成立后，命名为“决断与前进的内阁”。《共同通信》从10月21、22日的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是64.4%，高于先前的石破茂50.7%、岸田文雄55.7%。同一时间《读卖新闻》的民调支持率则是71%，是历代内阁第5高（支持率第一是2001年小泉纯一郎内阁，支持率87%，其后依序是2009鸠山75%、2020菅义伟74%、1993细川72%。）

不过，高市前路也绝非坦途——从党内整合、经济振兴，到在中美角力间维护日本利益，每一步都考验她的政治手腕与决断。

高市何许人也？

日本政坛长期由男性世袭政客垄断，出身平凡的高市早苗早先击败四位男性，包括前首相之子小泉进次郎，出任执政党党魁，可以说具象征意义。

现年64岁的高市出生于奈良，自述成长于一个“普通的双薪家庭”，父亲在一家汽车零部件制造厂任职，母亲则是奈良县警。她的国家观念深受家庭影响，曾在2000年的访谈中透露，从小父母就会向她朗读日本战前以忠君爱国为核心的《教育敕语》，表示十分喜欢。

年轻时的高市曾是乐队鼓手，也喜欢骑电单车，外表前卫，性格叛逆，喜欢爬铁丝网溜进校园，然而其政治与社会观点却倾向保守。神户大学毕业后，还曾赴美国，在科罗拉多州民主党众议员帕特里夏·施罗德的办公室实习。1993年她以无党籍身份首次当选众议员，之后9度连任，政治历练丰富。1996年加入自民党。

自出道以来，高市的鹰派形象鲜明，主张“捍卫国家主权与荣誉”是“国家的终极使命”之一。出身电视节目评论界的她擅长政策论辩，被视为保守阵营的论战型政治人物，并多次表达对撒切尔夫人的钦佩，视这位“铁娘子”为自己的偶像，称其回忆录为“我的宝藏”。

高市的政治生涯深受前首相安倍晋三提拔与影响。2006年安倍首次执政时，她首次入阁，担任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之后在安倍的多个首相任期内多次担任重要内阁岗位，获安倍称赞为“保守派之星”，她也一度获得“安倍女孩”的称号。

高市主张修改宪法第9条、提升自卫队角色、扩大科技与产业振兴政策，理念上延续安倍“积极和平主义”与“自由开放印太”战略，被外界视为“安倍路线继承者”。安倍遇刺身亡后，高市还表示要“继承安倍遗志”。

2023年底，自民党爆发政治献金丑闻，声誉受重创，除麻生派外，各主要派阀相继解散，安倍派亦元气大伤。

2024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高市在首轮投票中名列第一，却在决选时败给安倍的宿敌石破茂。到了今年选举，高市虽被幕僚劝告不必再倚仗安倍形象，但她仍坚持以“继承安倍精神”为主轴。

不过，虽然在经济、外交，抑或历史观上，高市的立场皆与安倍相近。然而，她如今面对的党内矛盾与内外挑战，远较安倍执政时期复杂。

面临哪些挑战？

高市当前面对诸多挑战，包括重新凝聚分崩离析的自民党，解决选民对通胀升高的不满，采取适当的移民政策，以及在人工智能时代日本经济将展现何种风貌；而最艰巨者，当属如何处理好与美国之间难以掌控的关系。

高市早苗当选总裁后，自民党失去了其26年来的主要联盟伙伴——中间派的公明党，后者对她的右翼立场持保留态度。为了获得成为首相所需的选票，高市转而与中间偏右的日本维新会结盟。

不过，自民加上维新的“自维连立政权”，在参、众两院的席次数成为：参议院120席（自民101+维新19）、众议院231席（自民196+维新35），尽管总席次比先前自民加上公明党的自公联盟较多，但实际上仍处于过半边缘而已。且维新会采取的是相对松散的“阁外合作”形式，被日本舆论普遍解读为“可随时抽身”的临时性合作。

10月24日，高市在临时国会发表就任后首次施政方针演讲，在安全、外交等领域的政策主张展现鲜明的强硬、保守色彩。

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进一步强化日本的防卫体制：把原定2027年度实现的“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提前至本年度完成，在2026年年底前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安保三文件”。

在外交方面，高市称，将以日美同盟为中心，深化日美韩、日美菲、日美澳印等多边安全合作，致力于打造“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朝日新闻》报道说，高市在安全、外交、应对外国人等领域的政策具有“强烈鹰派色彩”，意在大幅改变战后日本发展方向，“这种动向令人强烈忧虑”。

在经济方面，高市提出以“负责任的积极财政”为方针，推动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并通过扩大地方补助和能源补贴等措施支持民生，减轻中低收入群体负担。

高市的货币政策立场与特朗普如出一辙。特朗普之前形容迟迟不肯降息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是“犟驴”，高市此前也批评一再升息的日银总裁植田和男是“马鹿”，意图阻止日银继续进行货币政策正常化。

高市的政治实力虽不及特朗普，不过，从她当上自民党党魁之后日股随即大涨，日圆应声重贬，显示市场对她的宽松立场高度期待。但日本财务省则尤为担心扩张政策将破坏财政纪律。

财务省的忧虑并非无因。日本长年负债沉重，今年5月全球长期国债孳息率飙升，日本市场震荡，40年国债孳息一度升至3.7%新高。石破茂当时坦言，日本财政“比希腊还差”。财务省随即调整发债结构，减少长债、增加短债，市场暂时稳定，债息回落。受通胀带动税收增加，日本2024年第4季录得17年来首次财政盈余，债务与GDP比降至约130%，自2021年以来持续改善。

不过，高市却认为负债不足为惧。她选后曾在网上节目说：“不让未来有负担，并不意味不能留下债务。最坏的情况是留下一个没有增长的社会。”她主张政府应积极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并支持发行更多国债，以支持受通胀打击的家庭，及大幅投资半导体等攸关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

日本央行目前正逐步加息，高市会否向央行施压亦受关注。

曾多次提及台湾问题

在中美对立日益尖锐，区域紧张升温的大背景下，日本如何在经济与安全之间寻求平衡将是高市一大考验。她在首次施政演讲中表示，中国是日本的重要邻国，需要构建建设性、稳定性的双边关系，但两国在安全领域仍有一些悬而未决的事项。

高市长期对中国大陆持批评立场，与台湾地区关系密切。今年四月，高市以众议员身份“访问”台湾，高调参观当地独派民间人士建立的安倍晋三纪念公园，并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碰面。

随后，高市回到东京后，公开建议日本与台湾建立“准安全联盟”，并在宣布参选党魁的记者会上再次重申安倍名言“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并称“绝对不能以武力威胁或胁迫等方式片面改变现状，台湾是日本极重要的朋友”。她担任党魁的第一天，首个推文再次强调称“台湾是珍贵的朋友，台日拥有基本价值观”。

《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在微博发文批判称“中国人最反对的日本政客的各种表现，高市几乎占全了。”

不过，即便如此，中国对于高市内阁，目前并未有太大反应。譬如，高市胜出自民党总裁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此为“日本内部事务”，但敦促东京履行对二战历史及台湾议题的相关政治承诺，并采取“主动理性对华政策”。针对是否会向新当选日本首相的高市发贺电的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0月23日说，中方已经根据外交惯例作出适当安排。

安邦智库评论称，被一些媒体视为安倍政治“第一女弟子”的高市可能是个“不易对付”的对手。但，可以判断的是，由于高市既要在安全上与美国保持紧密，又不得不考虑中国的庞大市场，这就使高市的中国政策中体现出“矛盾但可预测”的逻辑，也就是在必要时对北京采取强硬立场或谈话以响应日本国内政治需求或国际盟友，“在更广泛的经贸与现实利益面前保持务实接触。”

据日本外务省，中国仍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在2024年，日本对中国的出口与进口总额约占其总贸易额的 20.2%。在“亲美抗中”与商界期待之间拿捏分寸，将考验高市的务实能力。

微信公众号“牛弹琴”日前曾发布文章直指，“她反中，多次发表抹黑中国言论”，文章还指出，高市可能只是匆匆过客，“能执政一年是成就，能执政两年是奇迹”。后续如何，拭目以待。

对于中国资产的投资者来说，2023年的确不算一个好的年份。年初的时候，很多人认为，押注疫后复常的中国看起来是稳赚不赔的，虽然从全球标准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速仍然可观，但结果还是令人有些失望。沪深300指数今年以来累计下跌约14%，数十家中国房地产公司发生美元债券违约，高负债地方政府的压力还有待缓解……

不过，虽然中国资产表现不佳，但人民币作为一种国际支付选项的地位却在水涨船高。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报告显示，2023年11月，在基于金额统计的全球支付货币排名中，人民币超过日元，上升至全球第四大最活跃货币的位置，占比4.61%，创五年来新高。同时，人民币在跨境贸易金融业务中的份额也再次升至全球第二位，占比为5.7%。

很显然，人民币在全球跨境支付和融资的参与程度正在不断加深，近日，《华尔街日报》推文分析称，人民币悄然崛起，说明政治因素导致的全球贸易分裂正开始向支付系统转移，这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中国经济，也可能在未来几年对亚洲和更远的地区产生深远影响。特摘编如下：

人民币的全球性货币地位仍然面临着中国自身资本管制的限制。即便如此，未来一旦中国因为与西方的冲突受到制裁，只要外界以人民币进行贸易的意愿是在增强的，起码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中国经济。即使假设未来几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形势弱于预期，这种意愿也可能为人民币提供结构性支撑。

总体数据令人惊讶。中国央行和商务部的官方数据显示，自2020年年中以来，中国商品贸易跨境人民币月度结算金额增长了一倍多，目前相当于中国主要商品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以上。这一比例高于2019年的约13%，回到了2015年底的水平，当时，人民币意外贬值以及资本管制收紧导致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受挫。

根据Swift的数据，10月份，全球有3.6%的国际支付使用的是人民币。这一数字高于1月份的不到2%，略低于9月份3.7%的历史新高。实际数字可能更高，因为一些人民币交易不会通过Swift进行，尤其是涉及被美国制裁实体的交易。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俄罗斯效应。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和西方国家实施制裁之后，俄罗斯取代沙特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并成为中国汽车的一个主要市场。目前，大部分中俄双边贸易以人民币结算：根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数据，到2022年底，俄罗斯对中国的近三分之二进口额已使用人民币开列付款通知。中国的许多其他国际贸易伙伴将会注意到这一点，尤其是那些不太可能在任何假想的冲突中站在西方一边的发展中国家。

几点重要警示。制裁仍将对贸易以外的资金流动造成巨大破坏，并可能打击中国部署美元储备的能力。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占比为3.6%，与美元47%和欧元23%的占比相比，仍是小巫见大巫。资本管制会限制人民币作为投资工具的吸引力，这将继续阻碍人民币作为储备资产的作用，尤其是在发达国家。此外，发达民主国家仍是中国的重要市场：如果发生危机，许多民主国家可能会加入美国的制裁行列，拒绝接受人民币。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民币地位的上升是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尤其是考虑到在西方针对对华关系“去风险化”的背景下，全球贸易正在进行再规划。东南亚等地正日益成为重要枢纽，在那里中国商品组装成最终产品，然后再运往美国。未来不难想象，出口到这些地方的中国零部件以人民币计价的比例会越来越高，而一些此类中间国家也会因此选择持有更多的人民币储备。

目前中国经济举步维艰，但仍是出口大国。政治因素导致的全球贸易分裂也开始向支付系统转移。这可能在未来几年对亚洲和更远的地区产生深远影响。

按照初步统计，赖清德以558万余票胜过侯友宜的466万余票，柯文哲则获得 368万余票。“立委”部分，国民党52席，民进党51席，民众党8席，无党籍2席。跟上届比较，国民党的领导人票少了91万余票，“立委”则增加14席；民进党领导人票少了250多万票，“立委”减少10席；第一次参选领导人的柯文哲得票占26.5%，但其“不分区立委”得票率，较上次增加了整整一倍。就整体而言，各党虽说都有得有失，但柯文哲无疑是最大的赢家。

为什么国民党在2022年才赢得“九合一”选举，执政县市人口占全岛72%，却输掉领导人“大选”？为什么民进党执政七年多来，贪渎横行、丑闻频传、弊案层出不穷，六成以上民众希望下架民进党，赖清德却仍然能够获胜？为什么柯文哲口无遮拦、立场反复，却能获得300多万人的支持？这些问题都值得深思，也有待深入探讨。

不过，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这样的选举结果会有什么影响？对岛内政局来说，民进党仍然执政，只是不能再掌控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无法为所欲为；同样的，司法、考试、监察部门的人事虽然也都由赖清德提名，但必须经立法机关同意任命，在民进党只有少数的情况下，要想通过法案，自然应该跟在野党妥协。

问题是，以赖清德的行事作风和性格来看，他绝对不会甘于跛脚施政，做弱势领导人，也不会轻易向国民党让步，最可能的招数就是拉拢民众党，形成“立法院”多数，让出“立法院”副院长；再以“内阁”席次和司法、考试、监察部门的人事为饵，诱使民众党与民进党合组“联合政府”。这样民进党仍然可以在“立法院”通过民进党想要通过的法案。

令人担心的是，赖清德一向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可以预见，他任内非但朝野冲突会不时发生，尤其新的“立委”在2月1日上任，而领导人在5月20日才就职，在此期间，在野党“立委”一定会磨刀霍霍，很可能针对“赖皮寮”与高端弊案继续穷追猛打，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如何应付，将会是他马上就要面对的挑战，未来“立法院”的朝野对抗，也将是决定他任期成败的关键因素。

国民党方面，败选虽不致土崩瓦解，但侯友宜得票比上次韩国瑜还少了90几万票，执政15县市只赢8个，4个“直辖市”都输掉；当然必须要痛切检讨原因。毫无疑问，朱立伦势必下台负责；侯友宜回到新北市，市长任期届满后，很难再被提名参选下届领导人，目前也不可能选党主席；目前最可能角逐党主席的人选是韩国瑜、赵少康、王金平，但也不排除另有黑马。值得重视的是，未来国民党是要遵循马英九“不统不独不武”路线？还是要调整？两岸政策会不会改弦易辙，还要不要坚持“九二共识”？要怎样争取年轻人的认同？这些都是国民党新任党主席无法规避的挑战，也是国民党能否东山再起的关键。

民众党方面，柯文哲出初次参选就得票超过300万，民众党在“立法院”也成为第三大党，但柯文哲未必是第二个宋楚瑜，从长远看，民众党也很难真正与国民党和民进党并驾齐驱，成为第三势力。其原因是，宋楚瑜参选地区领导人前，已经当过台湾省长，不仅319个乡镇都跑透透，还有不少地方派系和公职人员都欠他的情，而柯文哲主要靠青年支持，但青年效忠对象未必固定；再者，由于柯文哲的领导风格，至今没有坚强团队和忠诚干部，民众党在地方上也缺乏基层组织，长此以往，民众党只会是柯文哲的一人政党；更要命的是，民众党内选前已开始内讧，如果柯文哲不能迅速摆平，民众党很快就会步新党与台联的后尘。

话说回来，柯文哲以一人敌两党，一举囊括300多万票，虽然不及宋楚瑜，但未来必然是台湾政坛上无人能够忽视的角色，民众党也会是“立法院”的关键少数。从目前情况看，由于国民党和民进党都未过半，民众党不管跟哪个政党合作都会过半，因此柯文哲可以好整以暇，待价而沽。若是民众党选择与民进党组“联合政府”，不只柯文哲对选举期间痛批民进党的行径很难自圆其说，民众党未来也很可能被民进党蚕食并吞，因此对民众党最合理的抉择，应该是在正副院长选举时跟国民党合作，未来再视议题决定策略合作对象，如此不但可以确保民众党的自主性，也能让民众党获得最大利益。换言之，虽然大选没有“蓝白合”，至少要在“立法院”里面“蓝白合”，才有力量对抗民进党。无论如何，柯文哲获得这么多青年的支持，确实值得国民党效法学习，如果国民党在青年这块总是处于劣势，就注定赢不了“大选”。

另外，除了民众党之外，“时代力量”及“台湾基进”等目前在“立法院”有席次的政党，这次都全军覆没，这意味在未来四年里，台湾基本上是两大一小的三党政治，如果民众党“立委”能像柯文哲一样不断创造议题，导引舆论，民众党的政党支持度还会升高，到了2026年“九合一”选举，民众党若能再赢得几个县市长，那么柯文哲的未来还真的大有可为；相反的，如果只靠柯文哲每天搏版面，民众党内又内斗不停，那么最多八年，民众党就会泡沫化！

作者：原创 铁汉 系台湾资深媒体人

当地时间12月10日，右翼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维尔·米莱，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就职阿根廷新一任总统，正式开启4年的总统任期。

就职当日，米莱在国会台阶上面向数以千计挥舞旗帜、高呼“自由”和“电锯”的支持者发表就职演说。电锯是他竞选期间要求削减开支的象征性权力工具。米莱的这一举动，也打破了自1983年阿根廷民主化转型以来，新总统通常正面朝向立法院发表就职演讲的传统。

在就职演说中，米莱警告国民须为痛苦的紧缩措施做好准备。他称，下台的前政府种下祸根，如果政府不改弦更张，通胀率可能达到 15000%。为应对国家面对的数十年来最严重经济危机，他的政府将采取经济“休克疗法”，实施严厉的紧缩经济政策，希望借此结束衰退、重建繁荣。他承认这类措施短期内恐令国家状况恶化，但相信“随后将可看到努力的成果”。

作为米莱休克疗法的第一波措施，12月12日，阿根廷经济部长卡普托宣布，新政府将比索贬值54%，官方汇率下调至1美元兑800比索，此前为每美元兑365.5比索。央行今后的目标是每月贬值2%，并宣布了一系列削减开支的举措。

米莱上任后签署的第一份紧急法令，就是将政府部门从18个砍到只剩9个。这也让众多国民更加确信，新总统打算走上一条有别于任何前任总统的经济路径。不过，尽管阿根廷总统职位赋予米莱广泛权力，但他在试图解决一系列棘手问题时仍将面对政治限制。

政治素人

在11月19日的总统决选，米莱以55.69％得票击败执政党“祖国联盟”候选人、时任经济部长马萨。主张要炸掉阿根廷中央银行，全面改采美元的米莱却以高票当选，的确让国际对阿根廷“刮目相看”。

米莱从政历史仅短短两年，是首位未曾担任过省长职位即当选总统的人，也是首位经济学家出身的阿根廷总统。

出生于1970年的米莱，要上大学的那年正遇到1989年阿根廷超级通货膨胀，让他从摇滚乐团主唱及足球守门员位置，转为立志为研究经济的经济学家。

米莱拥有贝尔格拉诺大学学士学位及托尔夸托・迪・泰拉大学经济和社会发展学院的两个硕士学位，他曾在大学教授总体经济学、成长经济学等课程，2022年他出版第17本名为《自由主义者之路》的著作。

从政之前，米莱常是以一身黑色皮衣夹克，出现在各大广电节目及公共场合，直言不讳地批评历任政府，并认为阿根廷中央银行是偷走阿根廷人民钱财的小偷，他的言论对30岁以下的选民很有吸引力，他们大多出生于1998至2002年阿根廷大萧条期间。

2021年，米莱组建“自由前进党”并当选阿根廷国会众议员，正式踏入政界。

奉行经济自由主义和财政保守主义的米莱，批判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是造成贫困的制度，他主张政府应只关注正义和安全，当选阿根廷众议员后，米莱将他每月众议员薪水透过抽奖送给民众，实现他将钱还给大众的想法，他认为“国家是一个犯罪组织，通过武力向人们征税来资助国家，他正在归还政治阶层偷走的钱。”

米莱在总统竞选期间痛批税收制度与政府支出，反对政府干预及资本管制，以及全面改用美元取代阿根廷比索等主张。

由于米莱不时“语出惊人”，加上他略显浮夸的个人形象及对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推崇，故常被舆论称为“阿根廷特朗普”。胜选后，特朗普也喊话米莱“让阿根廷再次伟大”。

民心思变

《纽约时报》称，米莱当选反映出阿根廷民心思变。当前阿根廷经济正处于20年来最脆弱的状态，阿根廷过去12个月累计通胀率达142.7%，贫困率达40%，老百姓在逾半世纪困境下“赌烂”投出这样的总统也就不难理解。

从历史上看，阿根廷经济并非一直处于困境，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该国曾被视为充满机遇的地方，并且曾是公认的新兴强国。

阿根廷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为中南美洲第三大的经济体，排名巴西与墨西哥之后，但历任政府内政问题，造成阿根廷经济多次困境，左翼执政者的民粹主义时以扩大社会补助措施及发行货币，掩饰市场经济衰退，向外举债造成违约债务，庞大的国家赤字，导致入不敷出的财政恶性循环。

阿根廷民众历经多次经济动荡，对比索不信任，多习惯以双货币衡量个人财务，平时生活开销及薪资以比索计算，却以美元为储蓄和购买单位，导致阿根廷通胀与美元升值或比索贬值密切相关；2011年，克里斯蒂娜・基西纳连任总统选举后，政府宣布了第一次外汇限制，企业都需经中央银行同意才能进行进出口，民众提领美金也有限额。

来莱的前任、总统费南德斯的政府则透过货币管制、价格冻结和进口限制来限制比索的每日跌幅，以保护日益减少的美元储备，阿根廷此前有超过十种以上的美元汇率，至2023年10月阿根廷通胀年率近143％。

米莱当选后在接受《国家报》专访表示，前总统马克里时代政策往对的方向规划，但失败在施政速度及投资者未能及时进入市场，因此更加坚定米莱采用休克疗法拯救阿根廷国家经济，他也透露可能因此要忍受艰难的前半年，也或许面临民众上街头抗议的可能性。

米莱说到，就任总统后将采取的第一步，解决中央银行发行的比索流动性票据问题，比索流动性票据为阿根廷央行针对银行发行的债券，用于回收阿根廷比索，防止资金转向美元。央行比索债券年利率高达133％，债券抑制了经济活动和对工作力的需求，米莱表示目前正在研究透过另一种金融机制，让市场产生所需的资金，赎回这些债券，以避免恶性通胀的风险，下一步才能取消外汇管制，米莱乐观估计美元化可望在一年后实施。

米莱还提到，对削减政府开支幅度会相当于GDP的5%。他表示，减少公共支出并不代表解雇公家机关人员，而是将雇员调配到更加需要的单位，另外也将缩减内阁行政部门。

完成上述的改革，才有机会取消中央银行机制和进行阿根廷货币改革，米莱认为可能需要18至24个月的时间，阿根廷通胀才能获得大幅控制。

经济改革其中还包括私有化阿根廷国有企业，例如石油公司YPF、阿根廷航空、泰兰通讯社，米莱提到目前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针对企业加强基础建设，因此将支持将已发目标工程转移到私营企业，提高生产力效率及收益。

大力出奇迹？

“休克疗法”这一医学术语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被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引入经济领域。1985年时，南美小国玻利维亚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政府预算赤字占GDP的约1/3，通胀率高达24000%。1984年的外债为50亿美元，应付利息近10亿美元，超过了出口收入。1980-1985年期间居民生活水平下降了30%，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正是面对这样一种险恶的经济形势，受聘于玻利维亚政府经济顾问的萨克斯，大胆地提出了一整套经济纲领和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实行紧缩的金融和财政政策，压缩政府开支，取消补贴，放开价格，实行贸易自由化，通过货币贬值实现汇率稳定，进一步改革行政和税收制度，将部分公营部门和企业民营化，重新安排债务和接受外援等等。

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收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奇效。该疗法实施不到一周，恶性通胀便得到了强有力地遏制。实行休克疗法的第二年，即1986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2.9%，但随后几年都保持了2.5%左右的增长势头。同时债务问题也得到了明显缓解，并最终使玻利维亚克服了严重的债务危机。萨克斯也由此被誉为“国际金融界的金童”，休克疗法从此享誉世界。

由于这套经济纲领和政策的实施，具有较强的冲击力，在短期内可能使社会的经济生活产生巨大的震荡，甚至导致出现“休克”状态，因此，人们借用医学上的名词，把这套稳定经济、治理通胀的经济纲领和政策称为“休克疗法”。

然而，休克疗法是特效药，也是一剂猛药，是一种极端的经济政策。休克疗法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当年苏联垮台时把国营事业全部“民营化”的一次，其结果造成该国GDP严重缩水、财政赤字不降反升，最终被叶利钦叫停，且现今俄罗斯的经济仍被俄罗斯“本国”寡头垄断。

经济学家们也普遍认为，米莱提出经济改革政策还面临多道难关，同时，这些政策过去都曾被阿根廷政府使用过，但效果并不理想。

一方面，阿根廷自身的经济问题，有着极为深刻的内部和外部原因，并不是所谓的激进改革就可以解决全部问题。

其二，米莱能否在阿根廷现有的政治格局下推行新政，仍有变数。目前米莱所属自由前进党创党仅2年多，在72席参议院只有7席，在257席众议院也仅38席，自由前进党也无成员担任省长。此外，米莱与更有影响力的政党、权力掮客的联盟也仍然不稳定。如果米莱所提的法案无法得到多数票支持，国会将再次陷入困境，无法通过新法。

其三，“休克疗法”只是当时西方经济学家送来的一种“药方”，但是却算不上是“药”，虽然有国家曾经依靠“休克疗法”走出困境，比如玻利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等国，但其实这些人口少、规模小的国家相当程度上是靠西方援助而渡过危机的，但是稍微再大点的国家就完全不行了。

其四，过往阿根廷政府也曾推行过类似“休克疗法”，结果却很不如人意。三十多年前的梅内姆政府，就采取了将比索和美元按照1：1的汇率兑换的政策，以此控制通胀和货币贬值。虽然这招立竿见影，但紧缩政策却让经济失去了活力，数千家企业倒闭，比索估值过高则严重打击了阿根廷的出口。私有化改革就更不用说了，几乎使阿根廷全国的重要企业都被外国资本掌控。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梅内姆政府被迫终止改革进程，并因此输掉两年后的大选。

而现今阿根廷在米莱的领导下，再在阿根廷现在面临的情况下实行梅内姆政府的类似政策，而且更进一步“休克疗法”，取缔比索和央行，全面实行“美元化”，会否造成阿根廷的经济全面被“外资”垄断，特别值得观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则赞扬表示，阿根廷政府的这些新措施是“大胆的”，最近几个月出现“严重的政策挫折”之后，它们将“帮助稳定经济，并为更可持续和私营部门主导的增长奠定基础”。但现代经济毕竟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希望凭借一两个政策就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痼疾的想法往往是粗暴且危险的。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自从赢得决选以来，米莱的激进主义似乎有所软化。

首先在关键内阁职位的选人来看，米莱选择了大多来自不同的政治背景的人，甚至保留了他在竞选期间无情攻击的即将卸任的政府中的一些关键官员。而此前一直吹捧强调的“美元化”计划也似乎有所搁置。

阿根廷政治顾问兼经济学家米格尔·维拉德指出，“他并没有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违反政治法则。”

米莱将如何处理实际工作，还有待观察。
作者：马文

当你面对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在上海的特斯拉超级工厂和员工们嗨得手舞足蹈、欣喜若狂的画面时，当你听到美国泛大西洋投资集团总裁加布里埃尔·卡约在题为“超级回报”的公司大会上大谈“中国始终是头号投资目的地”的时候，当你看到摩根大通上月在上海举行年度全球中国峰会的盛况时，你还会相信拜登政府“脱钩断链”的对华政策会成功吗？

年初以来，中国不仅迎来了一个接一个的外国元首，欧美企业界的大佬们更是接踵而至，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一道风景线。到访中国的均是美国顶级的企业大佬，其中包括特斯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苹果公司的蒂姆·库克、英特尔公司的帕特·格尔辛格、通用汽车公司的玛丽·巴拉、全球制药业巨头阿斯利康的帕斯卡尔·索里奥、星巴克的拉克斯曼·纳拉辛汉、黑石集团的史蒂芬·施瓦茨曼、摩根大通的杰米·戴蒙、高盛集团的大卫·所罗门、桥水基金的创始人雷伊·达里奥等。仅3月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就吸引了67 位外国商界领袖出席，其中相当数量来自美国。这些叱咤风云的美国大佬们对中国情有独钟，他们利用访问中国的机会，表达对中国发展前景的信心，向美国政府发出了反对与中国脱钩的一致声音。

美国企业大佬们的纷至沓来，与美国官方的对华“脱钩”战略形成了强烈反差，呈现出企业和政府在对华态度上“冷热两重天”奇特现象。拜登政府自上台以来，一心想切断中国和西方的经济、贸易和科技联系，将中国排除出与西方的分工之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实现的难度越来越大。不要说美国的盟国纷纷表达质疑，连美国的企业大佬们也拒不接受。为此，白宫不得不由“脱钩断链”改口为“去风险”，用词虽有不同，但政策意图和战略目标并无本质改变。

对企业家而言，赚钱是最大的硬道理，也是他们的最大使命。哪儿有机会，就奔向哪儿，这是企业家的天性。虽然世界市场，天地宽广，但相比而言，中国依然是当今世界最能赚钱的理想之地。对此，马斯克也许是最有发言权的。他所创办的特斯拉汽车公司在上海的超级工厂，从提出计划到建成投产，仅用了一年左右时间，并成为公司的“利润大户”，中国的这种效率和速度在当今世界是无与伦比的。马斯克这次专门来到他的超级工厂，与员工们共同欢庆特斯拉在中国取得的成功，向世界表达与中国的合作是特斯拉的优先重点。

马斯克的访华十分高调，也最受国际关注，中国官方自然给予了最高礼遇，虽然在中国仅呆了44个小时，却得到两位中国副国级领导、多位部委首长的接见。作为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家，他利用各种场合表达反对与中国脱钩的态度。在与中国外长秦刚会谈时，他明确表示，中美利益交融，“如同连体婴儿”。

半导体产业是拜登政府对中国实施打压最重点的行业，恨不得一声令下，禁止所有美国和西方企业与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联系。然而，英特尔的首席执行官格尔辛格和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都表示，中国市场至关重要且难以取代。他们最担心的是，如果退出中国市场，将损害美国的长期国际竞争力。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芯片市场，如果美国的半导体企业被美国政府禁止进入中国市场，这无异于剥夺它们的生存基础。黄仁勋不久前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提出警告，美国挑起的芯片“争夺战”可能让美国科技业“蒙受重大损失”。他认为，拜登政府为抑制中国半导体制造业发展而采取的出口管制“捆住了英伟达的手脚”，让公司无法在其最大的市场销售先进芯片。

拜登政府要求企业寻求中国以外的市场多元化，即通过销往其他国家来抵销从中国市场的退出，但黄仁勋警告美国政府：“如果被剥夺了中国市场，我们没有应急措施。世界上没有另一个中国”。言下之意，如果被禁止向中国销售芯片，美国就不可能找到像中国这样的巨大市场。黄仁勋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不能从美国购买芯片，中国就会自己研制。就中国而言，即使美国芯片全面断供，绝不会出现“死了张屠夫，就吃带毛猪”的情况。

全球制药业巨头阿斯利康的老板帕斯卡尔•索里奥在访华后对中国生物技术企业的爆炸式增长大发感慨，并对阿斯利康在中国的前景感到兴奋。虽然美国政府对生物技术领域的对华合作实施严格审查，但阿斯利康对在中国的长远发展依然雄心勃勃，索里奥表示将继续发挥阿斯利康作为在中国最大外国制药企业的作用。

美国企业家之所以纷至沓来访问中国，归根结底是他们不愿意放弃中国这个利润丰厚的市场。获取利润是企业家的“看家本领”。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坚持互利共赢的原则，为外国企业创造理想的营商环境，这是中国和美国比拼的最大优势。拜登政府的政策违背了企业利益，企业家只能“以脚投票”，他们对占据中国市场的巨大动力远远超出政府要求“脱钩”和“去风险”的政治阻力。

因此，美国企业大佬们急促的访华脚步声，实际上是向美国政府发出的“让我赚钱”的呐喊声。

文：胡后法

无论是在西方世界还是在德国国内，朔尔茨的这次访华都是具有争议的。因此，他的访华日程压缩得很短，仅持续了不到一天，是一次旋风式的访问。另外，德方对这次访问保持低调，如要求随行的企业家本来有100多位，但德国政府只批准了12位商界领袖随行。

然而，不管争议也好，低调也罢，对朔尔茨这次访华的重大意义，怎么评价都不会过分。要知道，当前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都面临着美国“联欧反华”的巨大压力。在美国的操控下，西方国家近年来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围堵、打压中国的反华逆流，并已形成一种广泛认同的“政治正确”。主张发展对华关系的政治家受到很大制约，反对中国成为“政治时尚”。在这样的氛围下，政治家很难在对华态度上保持理性和公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德关系近一年来明显停滞不前，主张跟随美国强化对华遏制、摆脱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等杂音充斥德国政坛和媒体，在一些重大国际和双边问题上的合作受挫，长期以来紧密而稳固的中德关系进入了“磨难”期。

德国目前由社民党、自民党和绿党组成联合政府，其中外交部长和经济部长这两个关键内阁岗位均由绿党出任。而绿党历来持反华态度，主张对中国实施强硬政策。朔尔茨这次访华，就遭到了包括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在内的内阁成员的批评。顶着巨大的国内、国际压力，朔尔茨毅然决然踏上了访华旅程。这体现的不仅仅是这位德国总理的政治勇气和外交智慧，更折射出对和平合作、互利共赢等国际价值的追求并没有被反全球化和“脱钩”的逆流所泯灭。

德国是对华关系最紧密、最稳固的欧洲国家。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在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德国一直是西方国家中发展对华关系的“领头羊”。而中德关系之所以紧密和稳固，其根本原因是这种关系始终遵循互利、共赢的原则。然而，中德关系近年来开始受阻，其根源是美国把中国视为头号对手，要求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服从美国的政策，共同对付中国，削弱与中国的关系，甚至与中国“脱钩”。然而，德国及欧洲国家的战略利益和目标并不完全与美国一致。与中国脱钩，违背了德国的国家利益，尤其是对德国制造业将造成巨大损失。

中德关系是战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结晶，体现了两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可以说，中德关系是最“纯洁”的双边关系。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两国建立了全方位的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合作关系。作为世界最大的“工厂”和市场，德国经济离不开中国，而这种“离不开”并不形成依赖，而是一种互利关系。任何企业，如果不能在中国市场立足，要想在国际市场赢得竞争力是不可想象的。

市场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正是市场的力量使中国连续6年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德国市值最高的10家上市公司中，9家公司10%的收入均来自中国，仅以德国汽车巨头大众公司为例，在中国的销量占其全球总销量的40%。疫情肆虐、俄乌战火让欧洲各国苦于投资乏力，却挡不住德国企业对中国的投资，德国对华投资一再创下历史纪录。不久前，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公司宣布在中国湛江投资100亿欧元，建设巨型化工项目，成为该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海外单项投资项目。

任何理智的企业家，都会把中国视为最理想的合作伙伴。因为，资本最看重的是利润和安全，而像中国这样能给企业带来利润和安全的市场，在当今世界并不很多。这次随朔尔茨访华的12位德国商界领袖，虽然人数不多，但极具份量，他们代表了德国最重要的行业和最具影响力的世界级企业。访问期间，中德双方签订了中国购买140架空客飞机的协议，总价值达170亿美元。加上之前的协议，中国今年已总共购买500架空客飞机。与此相比，中国已连续5年没有从美国购买飞机。

就中国而言，在党的二十大后邀请朔尔茨作为西方第一个领导人访华，显示了中国对德国国际地位的高度尊重，表明了中国将德国视为西方国家的“领头羊”，也暗含通过德国打破美国构筑“联欧反华”堡垒的意图。朔尔茨访华期间，中德双方就“坚持经济全球化、促进务实合作、坚持对话协商、反对阵营对抗”等达成高度一致。

德国曾经是“冷战”的最大受害者，东西方对抗带给德国的是国家分裂的悲剧，无数德国人为此付出了宝贵生命。因此，反对“新冷战”，反对新的集团对抗，是德国人基于沉痛历史教训而发出的心声。德国也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没有全球化，就没有德国的经济繁荣。因此，德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也是对华“脱钩”的反对者。

反对抗、促交流，反“脱钩”、促合作，这是朔尔茨和中国领导人会谈后发出的最强音。虽然美国在“联欧反华”方面不会放松对欧洲施压，西方遏制中国的总体态势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新冷战”的幽灵还会继续游荡，但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各国的首要追求。美国可以要求盟国与中国“脱钩”，却无法给盟国提供市场和利益的回报补偿。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华”很可能成为满足西方政客心理需求的一种虚无行为。而朔尔茨的中国之行正好为其他西方国家领导人提供了一个样板。

作者：胡后法

然而，自拜登上台以来，美沙关系就开始出现裂痕。沙特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不再“言听计从”，拜登对沙特的态度也不像历任总统那样“热心”，入主白宫后拜登对访问这个具有重要地缘战略意义的中东盟友也是一拖再拖。而近来美沙因原油产量而爆发的矛盾更是二战以来所罕见。其起因是美国希望沙特保持或增加原油产量，以避免刺激国际油价继续上涨，加剧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影响美国民主党的中期选举，但拜登政府的要求遭到了沙特的拒绝。

10月初，以沙特为首的欧佩克与俄罗斯等国组成的“欧佩克+”机制决定大幅减少原油产量，每日减产幅度达100万桶。这一决定引起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据透露，美方曾要求沙特将减产行动推迟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但也没有得到沙特的接受。虽然沙特一再宣称减产决定完全出于稳定原油市场的考虑，但美国政府并不认可这种解释，通过多个渠道表达“愤怒”，有些言辞甚至颇具威胁口吻。如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威胁说，拜登总统将“有条不紊”地重新评估与沙特的关系，并表示拜登总统无意在11月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与沙特王储萨勒曼会面。沙利文还表示，美国有可能考虑停止对沙特的安全援助和军售。

沙特是美国在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伙伴。长期以来，美国和沙特在政治、经济、军事、金融等领域建立了牢固的关系。这种关系建基于二战后国际格局和沙美两国的战略需要。二战期间，石油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战后，石油不仅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助推剂，而且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的重要因素。而作为世界最大产油国之一，沙特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并成为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国。

冷战刚开始，美国便与沙特签定了《互防互助协定》，美沙之间建立了“石油换安全”的利益共同体，美国在沙特建立了军事基地，派遣了常驻军事人员，美国也成为武装沙特军队的主要武器来源。沙特从此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堡垒”。当“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创立“石油美元”作为其控制世界经济的工具，而这均得益于沙特的大力配合与支持。

在欧佩克宣布大幅减少石油产量后，美国总统拜登于10月19日宣布从美国国家战略石油储备中释放1500万桶原油入市。拜登的决定主要是想对冲欧佩克的减产决定、缓解民主党面临的中期选举压力。然而，1500万桶不足美国一天的用量，对缓解美国油市压力微不足道。目前，美国战略储备还剩约4亿桶，是198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美沙关系的演变折射出百年大变局的缩影。虽然战争与冲突依然充斥世界，但和平与发展永远是各国的首要追求。挑起战争、制造危机，是超级大国维持霸权的手段。如果没有霸权国家的挑拨，世界本是不可分割的利益共同体。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过去威胁沙特安全的很多因素正在逐渐消退。昔日对沙特构成主要威胁的国家正在调整对沙特的政策，如以色列和伊朗等国近年来开始改善与沙特的关系，不再成为沙特的现实威胁。

然而，沙特与美国的关系近年来却波折不断。如“胡塞武装”作为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分支，对沙特构成很大现实威胁，但拜登上台后却与“胡塞武装”眉来眼去，竟然将其不再列入恐怖组织名单，为该组织在国际上获得资金、购买武器打开了方便之门。美国的行为引起了沙特的强烈不满。

另外，对2018年1月在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发生的沙特记者卡舒吉遇害案，沙特方面虽然进行了调查，并严惩了涉案人员，但美国对沙特王室揪住不放，不依不饶，也让沙特颇为恼火，认为美国是出于国内政治需要而对沙特内政横加干涉。

近年来，实际主政的沙特王储萨勒曼大刀阔斧，内政外交上推出了一系列涉及沙特长远发展的战略举措。作为当今世界上仅有的三位80后政治家之一，小萨勒曼对美国的霸权行径有清醒认识，对世界大势有深刻洞察，对沙特的发展愿景拥有宏图大略。他致力于开辟沙特新的发展空间，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在可再生能源、高科技制造业和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推出了宏伟的发展计划。

为实现他的“伟业”，小萨勒曼深知仅仅依靠美国是不行的，必须开辟新的外交天地，而中国正是他重点发展关系的目标大国。在制造业发展、新能源开发、先进武器引进等许多方面，沙特将中国视为最佳的合作伙伴。此外，沙特还明确提出了加入上合组织的申请，这是沙特外交战略“向东看”的重要信号。作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石油输出国、经济实力最强的中东国家，沙特的外交举动对国际局势有着重要的风向标意义。

美国自2014年以来，大力发展页岩油开采，实现了870万桶的日产量，一跃从石油进口国变成了出口国。作为世界石油市场上新的大卖主，美国实际上夺走了沙特等欧佩克主要成员国的市场份额，让沙特内心很不高兴。为对付美国这个油市新卖主，沙特在2020年与俄罗斯一起，分别宣布大幅增加原油产量，导致油价崩盘，沉重打击了美国的页岩油开采业，很多美国企业被迫停产。

面对沙特外交自主意识的增强，美国并无过硬的牌可打。对沙特而言，防务安全是最大的后顾之忧，过去曾完全依赖美国的军事装备。美国也将安全作为控制沙特的主要工具，但沙特近年来谋求军事装备的多元化，中俄成为沙特武器装备新的来源。

美沙关系的演变证明，谋求和平发展和独立自主，是世界发展的大势。作为大国，只有奉行平等互利共赢的原则，才能赢得其他国家的认同和好感。建立在谋求单方面利益和称霸基础上的国家关系，是不可能持久的。

作者：胡后法

马斯克可称得上是当今世界最著名的企业家，他以“科技狂人”“创业天才”而著称，他凭借其无与伦比的创新、创业天赋，创造了巨大财富，实现了外人无法想象的许多科技梦想，并登上了全球财富榜首。马斯克在人工智能技术、信息技术、航天科技等领域的引领地位，使他成为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标志性代表，也是美国在百年变局时代的科技领军人物。美国的强盛，正是有了马斯克这样的顶尖人才才得以维持。

马斯克虽然是科技、经济领域的“巨人”，但在政治上却是门外汉。他没有参与过政治选举，也很少听到他对政治问题说三道四。可以说，他是名副其实的“政治素人”。他的言论不代表某个国家或某个政治派别。正是基于马斯克“政治外行”的身份，西方的政治精英们对他的涉台言论不会给予过多关注，甚至不屑一顾，或是被视为“幼稚的看法”。

可以肯定，马斯克的建议不会改变美国的对台政策，对美国继续利用台湾问题制造台海紧张和干扰中美关系的做法也不会产生什么影响。而这正是当今世界的悲哀。虽然民主选举、言论自由等等被视为现代国家的“政治标配”，但是，与政治有关的事务却始终被政治家所“垄断”。一帮建制内的政治精英精心炮制了一大堆所谓的“政治正确”，并以此对民众进行洗脑，使之成为所谓的“全球共识”。

从国内政治到地缘政治，从贸易政策到国际制裁，政治精英们凭借着他们的“政治正确”，拍拍脑袋就可以将一些毫无理性的政策“打造”成盟国间的“一致行动”。在西方的政治大佬们看来，守住国际政治的“潜规则”是维持西方国家既得利益的关键，而玩弄地缘政治游戏则是他们最“游刃有余”的手法。

这种僵化的世界治理结构是造成国际政治日趋背离时代要求的根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马斯克的涉台看法除了在传媒界引起一些“涟漪”外，对现实政治并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因为马斯克虽然是世界级的商界大佬，但他的看法明显背离了主流社会的“政治正确”，所以必然会被僵化的政治精英势力所碾压。

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无视马斯克看法的价值。应当说，马斯克言论的“含金量”还是很高的。正因为马斯克是一位“政治素人”，没有“政治正确”的束缚，也没有意识形态的制约，他的言论只是基于他对现实世界的直觉感受，因此更具有理性含量，更接近于事物的“本来面目”。

马斯克为什么发表此番言论，外人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作为局外人，他不是出于什么“政治动机”，不会是为了讨好某个国家或某个利益集团，也没有批评美国政府的意思。但是，作为智商、智慧超常的杰出人士，他不是信口开河，更不是胡言乱语，而是他理性思考后的“有感而发”。正是基于马斯克的政治超脱，他的言论所隐含的合理性更高。

作为商人，马斯克深知台海爆发冲突将造成的灾难，届时定会影响他的商业活动。在他看来，防止灾难的简单办法就是设立特别行政区，他的想法很“单纯”，可能没有考虑复杂的地缘政治，他是用商业思维表达对复杂地缘政治问题的看法。对商人而言，处理事情的准则不是“简单事情复杂化”，而是“复杂事情简单化”。

马斯克提出设立台湾“特别行政区”的建议，与中国的“一国两制”方案有点“不谋而合”，但相信这纯属巧合，而不是他与中国官方探讨的结果，这更体现了建议的本真和“原创”。这种“不谋而合”也增添了他建议的“份量”。
作者：胡后法

8月2日，中国网民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人们紧盯着一架飞往宝岛台湾的美国飞机，随着飞机不断靠近中国台湾的领空，中国网民都在期待一个历史时刻的到来。他们认为，一旦佩洛希的飞机进入台湾海峡，便将被中国解放军击落，祖国统一的大幕就此拉开。然而，中国军方没有对佩洛希的飞机采取任何阻止行动，随着佩洛希在台北平安降落，中国网民的激昂情绪一落千丈，网上充斥着失望，一种受屈辱的情绪在网上迸发。

中国民众对这次佩洛希访台的强烈反应是前所未有的，这也许与官方事先表现出的强硬态度有关，但从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看，中国高层始终保持着对事态的把控。中国高层对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变得日益清晰，而这次对佩洛希访台的应对方式表明，中国高层正用西方人难以理解的中国智慧确定统一的路径和手段。

作为大国，任何重大战略目标的实现，都需要相应的时机和条件。手段、路径、时机、条件都是大国解决战略问题时必须考虑的问题。没有把这些战略问题弄清楚就断然采取激怒对手的举措，那是“自毁长城”，也是自废武功。从当今国际政治的大环境看，如果真的如网上议论的那样，将佩洛希的飞机击落，或者进行武力驱赶，也许可以让中国人一时感到解气，但中国的统一大业不会就此实现，中国的大国梦也不会因此而变成现实。相反，中国的崛起进程会大大放缓，甚至半途而废，而这样做正中了美国的下怀。

对中国而言，当前第一位的任务依然是维护和利用好战略机遇期，集中精力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加快推进中国的崛起。任何盲动和不慎，都可能延缓现代化的进程，使数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前功尽弃。

美国不断在台湾问题上踩中国的红线，从本质上正是想分散中国振兴国家的注意力，通过“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方式消耗中国。对美国而言，一方面声称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另一方面挑衅两岸关系、制造两岸紧张，这是成本最低、效果最佳的遏制中国的手段。通过挑衅中国，让中国打第一枪，从而给美国在亚洲点燃战火创造机会，进而彻底摧毁中国实现强国梦的安全环境，这一直是美国遏制中国方案中的重要选项。

近年来，中国高层一方面在核心利益问题上与美国展开坚决斗争，另一方面又避免随美国起舞，防止落入美国的战略圈套。智慧地应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挑战，是对中国领导层战略定力的考验。这种考验不仅来自外部，也来自中国内部，因为官方的软弱很易成为中国民众对政府不满的导火索。这次对佩洛希访台表现出的民众情绪已显露这种迹象。

仅就当下而言，佩洛希访台虽然让中国人感到憋屈，但从长远看，却对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具有积极意义。通过佩洛希的访台，美国严重侵犯了中国的核心利益，踩了中国的红线，中国在佩洛希离台后展开空前的维护台海主权的行动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中国军方已高调宣布在8月4日至7日将围绕台湾岛进行军事演习。根据计划，此次进行的是对台岛包抄型的演习，设立六个演习区域，实际将突破“台海中线”和12海里“领海基线”，这意味着大陆维护台海主权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中国领导层没有因佩洛希的访台而乱了方阵，也没有因民意的高涨而“随波逐流”，而是表现出强大的战略定力。这就是“不随美国起舞”，这就是“不让对手牵着鼻子走”，这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些都是深厚的中国战略智慧在处理复杂的现实地缘政治难题时的具体运用。

人们注意到，中国官方在佩洛希访台前的强硬表态与事后行动之间落差很大，中国只是重复了过去一贯的交涉、抗议、谴责的老调，让人感到“只有雷声，没有雨点”，但实际上，之前的高调强硬表态正是为下一步接踵而来的维护主权行动埋下了伏笔，预造了声势。届时，美国对中国的维权行动也只能无奈地表达口头指责，因为这个“祸”是佩洛希给美国闯下的。
作者：胡后法

最近，一批新任外交官，引发了公众的关注。山东省土地发展集团总经理陈道江，履新驻牙买加大使；原山西省长治市委副书记韩春霖，出任驻罗马尼亚大使；广西来宾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市长黄世芳，出任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总领事；山东省农业发展信贷担保公司董事长魏华祥，履新驻越南胡志明市总领事。

这当中，除了韩春霖曾经在商务部任职，有外派驻外使领馆经济商务官员的经历之外，其余几人此前都没有驻外经历，如今骤然外调大使、总领事，跨度可谓不小，自然令公众感到好奇。

其实，这种任职模式并非个案，也非新事物。

比如，2020年10月，山东省东营市市长赵志远，出任驻埃塞俄比亚大使；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兼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农融，出任驻巴基斯坦大使。他们在履新之前，也未曾涉足外交领域。

外交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外交官不仅需要流利的外语，也需要对涉外知识、国际法、外交谈判交流技巧、外交礼仪等，拥有深入的了解与掌握。所以，大多数驻外使节，都是从外交系统内部选任。

但实际上，近些年来，有一项工作一直在持续推进，那就是“公选外交官”。

今年6月2日，中央对外联络部召开干部大会，原部长宋涛卸任。宋涛就是最早一批公选外交官之一。在进入外交系统之前，宋涛跟魏华祥、陈道江等人一样，都在省属国企工作。

时间拉回到22年前。2000年，中组部和外交部开展了史上首次公选外交官工作。来自各省市各部门的71名厅局级干部，在经过组织推荐、资格审查、综合考试、面试、考察、审定等层层筛选之后，最终有12人脱颖而出。

这次公选外交官，是外交干部人事工作的一次重要尝试与探索。中央对此高度重视。在他们任职上岗之前，中组部和外交部专门对12人进行了集中培训。时任外交部部长唐家璇与他们进行座谈。时任中组部部长曾庆红听取了他们的学习汇报。

培训结束后，12人被分别外派亚非欧美不同地方的使领馆工作，担任公使、参赞。

有的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如：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培训中心主任谢杭生，出任驻英国大使馆公使；

有的来自地方党政部门，如：时任上海市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兼组织部长沙海林，出任驻美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

有的来自企业单位，如：时任福建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总裁宋涛，出任驻印度大使馆参赞；

有的来自事业单位，如：时任湖南大学衡阳分校（现为湖南工学院）党委书记袁南生，出任驻埃及大使馆公使衔参赞。

据沙海林后来回忆，整个选拔环节十分严格。在组织推荐环节，由当时上海市委的一位副书记找他谈话。而后到北京参加初试，包括政治、综合知识、英语笔试、英语口试等4科，之后进行第二轮复试。考官之一就有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傅莹。两轮考试之后，中组部、外交部派出考察组，到上海对他进行全面考察。

这些公选外交官，大都就此扎根外交系统。如宋涛后来历任驻圭亚那大使、外交部国外工作局局长、驻菲律宾大使。2008年升任外交部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副部长；2013年调任中央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次年升任外办常务副主任（正部长级），2015年调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谢杭生历任驻保加利亚大使、驻丹麦大使，2011年接替宋涛担任外交部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机构改革后，改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外交部纪检监察组组长）。

袁南生后来历任中国驻孟买总领事、驻津巴布韦大使、驻苏里南大使、驻旧金山总领事、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院长等职务。

但也有例外。沙海林2002年调任中国驻爱尔兰大使。2005年离开外交系统，重返上海，先后担任卢湾区区长、区委书记，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商务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公选外交官，对于打破行业壁垒、推进干部流动、优化干部结构，具有重要作用，是外交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措施。

在2000年进行的探索基础上，这项工作后来逐步制度化、规范化。有关部门相继进行了多次公选高级外交官工作，选拔规模和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比如，2010年公选外交官，共录取了22人。其中就包括现任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副部级）刘显法。

刘显法长期在石油化工系统的央企、部委工作，2010年当时担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石油化工研究院院长。2011年，他出任驻洛杉矶副总领事，后调任驻尼日利亚拉各斯总领事、驻肯尼亚大使，并兼任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人类住区规划署代表。

2019年，刘显法升任外交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这与宋涛、谢杭生等人的仕途轨迹类似，都是由公选外交官成长为驻外大使，后来跻身外交部领导。

今年4月，广东省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柳琛子，升任主任。她与刘显法是同一批次的公选外交官。2010年时任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1年出任驻美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与10年前沙海林的职位相同）。

2014年柳琛子返回广东，出任韶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2018年，柳琛子又回归涉外工作，担任广东省外办副主任、主任。

随着中国越来越深度地参与各项国际事务，“大外交”工作涉及的面也越来越广。外交官不仅需要外交专业知识，而且需要各种精通财经、金融、法律的复合型人才。这是公选外交官工作不断加强的重要背景。

相比于科班出身的外交官，这些从地方选拔的公选外交官，既有地方主政经验，而且也有一定的涉外工作经验。如驻埃塞俄比亚大使赵志远曾任山东威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助理、驻美国办事处主任。新任驻哥打基纳巴卢总领事黄世芳曾任广西北部湾管委会办公室国际合作处处长、东兴边境经济合作区管委会主任。

他们的“加盟”，为外交干部队伍带来了新活力。

 
作者：马浩亮